不仅如此，时间长了，和餐厅其他的工作人员变得熟悉一些，有人偷偷的告诉我，凡是被老板收了身份证明的人，都必须老老实实的按他的要求干活，私自走掉的，除了一分钱不给外，还会被拖回来狠狠的教训，至于如何教训，大家都讳莫如深，噤若寒蝉。
由于吃不进东西，高负荷劳作，居住条件恶劣，年轻瘦弱的我身体吃不消，很快就病倒了。
我去找餐厅请假，但是老板通知我，不准假，必须坚持。
我拖着病体去干活，当天餐厅没有客人，按惯例，要对外销售自住餐。
老板要求我把炒好菜的托盘端到大厅的桌子上。
我感觉双腿轻飘飘的，托盘很重，而且很烫，由于没端稳，一个踉跄，托盘没有脱手，被抛在了餐桌上，溅出许多汤汁。
老板闻声跑过来，看到桌上一片狼藉，恶狠狠的冲我骂道：“你瞎了！怎么搞得，嗯？”，“我....我没拿稳。”我望着他凶狠的表情，惊慌失措。
“啪---”，他甩手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你他娘的干活毛手毛脚，慢慢腾腾的，就不能利落点？”他高声骂道。
似乎不满的情绪积压了很久，我眼前一黑，脑袋嗡嗡的响个不停，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厨房的人听到响动，都探头偷看一下，又都回去忙自己的事情了，这事本身与他们毫不相干。
我感觉很屈辱，双手扶地站起来，泪水顺着脸汹涌的淌出来。老板瞪了我一眼，嘴里又骂了一句什么，自顾去了。
老板骂的对，也许的确是我的动作不够麻利，害的他少赚了不少钱呢！
.......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一切活动在老板的监督下，不对的必须立刻整改，不管身体多么不适，不管自己喜不喜欢，必须无条件的执行，马上执行，跑步执行。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我洗碗的动作都比原来快了两倍，端盘子都是如急行军一般，而且必须越来越稳。
老板恶狠狠的注视里，有了一丝满足，仿佛看到自己改造的赚钱工具终于合格了，也能随时榨取出他所需要的价值来了。
然而，虽然感觉到了自己档慕步，这样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不下去了，觉得在这样干下去，自己会死掉。
一天晚上，我偷偷的摆脱老板眼线的盯梢，给阿鹏打了电话，求他来研究所的快餐厅来解救我。
阿鹏很快赶来了，带了十几个伙伴。
大家冲到餐厅，找到我，看着穿着一身油腻工作服，瘦骨嶙峋的我，他眼睛都红了，嘶吼着喊老板出来要和他拼命。
老板没有露面，他让人把身份证明还给我，同时破例的扣除伙食费，给我结了工钱。
我在阿鹏和伙伴们的簇拥下，骑着自己的破单车，兜里揣着炼狱般生活赚来的辛苦钱，走出研究所大院。
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呼吸着来之不易的自由的气息，我如同蹲了几十年大牢，突然被释放的犯人一样，想大声呼喊释放自己，然而最终什么也呼喊不出声，却泪如雨下。
多年以后，我做事一直雷厉风行，从不拖沓。
那是因为我一直记着我大学以外的社会大学里，生活给我的那一记响亮的耳光。
磨难往往伴随着成长，不是吗？
科研所旁的小区开始有人零零散散的放起烟花，夜空中，色彩斑斓，璀璨亮眼。
春节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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