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枪借给我吧，”我说，“我旅行时备用。”
“可以，”他说，“不过得麻烦你自己装火药。它们挂在我这里，只是摆摆样子罢了。”
我取下一把枪。
他又继续说：
“自从我的小心谨慎跟我闹了一次恶作剧以后，我就再也不愿意摆弄这玩意儿了。”
我很好奇，想听听这个故事。
“在乡下，”他说，“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大约住了三个月。我带了几把小手枪，都没有装火药，可我也睡得很安稳。有一天下午，正下着雨，我闲坐无事，不知怎么突然想到：我们可能受到袭击，我们可能用得着手枪，我们还可能……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情景——我把手枪交给仆人，让他擦好，装上弹药。他却拿手枪跟女仆闹着玩，想吓唬吓唬她们，天晓得怎么搞的，枪走火了，当时通条还在枪膛里。这一走火，就把通条射进了那个女仆右手虎口上，打烂了她的拇指。我不仅要听她的哭诉，还要为她支付医疗费。从此以后，我的手枪就通通不装弹药了。亲爱的朋友，小心谨慎有什么用？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预见得到的！虽然……”
你现在知道了：我已经很喜欢这个人了，除了他所说的“虽然”，任何一般的定理都有例外，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个人太注意自己言行的正确了！如果他以为什么地方说得有些轻率，说得太一般或者不够准确，他就没完没了地加工、修改或增删，不说到离题千里决不罢休。由于这个原因，他总是详详细细、不厌其烦地讲这件事。后来我就根本不再听他讲述，陷入自己忧郁的思想中。在他的视野内我突然一举胳膊，把枪口顶在我的右太阳穴上。
“嘿！”阿尔贝特说，同时把我举枪的手拉下来，“你要干什么？”“枪里没装弹药。”我说。
“就算是这样，那你又要干什么呢？”他不耐烦地说，“我想象不出，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傻，竟然要开枪自杀；单单这个自杀的念头，就让我反感。”
“你们这些人啊，”我高声说，“一谈到什么事，你们就要立刻说：这是愚蠢的，那是聪明的，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这些话究竟要说明什么？你们研究过行动的内在联系吗？你们能确切地说明事情的原因吗？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一定会发生？如果你们已经心中有数，你们就不会这样匆忙地做结论了。”
“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阿尔贝特说，“某些行为，不论动机是什么，总是罪恶。”
我耸了耸肩，同意他的看法。
“不过，我的朋友，”我接着说，“这里也有例外。确实，盗窃是一种罪过，但是一个人，为了使他自己和他的亲人不致很快饿死而去抢劫，是应该得到同情，还是应该受到惩罚？一个男人在愤怒中，正义凛然地杀了他不忠的妻子和她卑鄙的奸夫，谁能向他抛出第一块石头？一个少女坠入了情网，在无比喜悦的时刻，忘我地沉溺在无法控制的爱的欢乐里，又有谁会第一个向她抛出石头？即使我们的法律和那些冷血的道学先生，也会感动而不加惩罚。”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阿尔贝特说，“一个被激情冲昏头脑的人，已经失去了理智，应该把他看成醉鬼，看成疯子。”
“啊，你们这些有理智的人啊！”我微笑着高声说，“激情！醉酒！疯狂！你们站在一旁，竟然这样冷静，一点儿同情心也没有，你们这些有道德的人！你们责骂醉汉，憎恶疯子，像祭司一样从旁边走过去，像法利赛人一样感谢上帝没把你们造成醉汉或疯子。我不止一次喝醉过，我的激情也近似疯癫。不论大醉还是近于癫狂，我都不后悔，因为按照我的理解，一切出类拔萃的人，一切建立过伟大业绩的人和一切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人，总是被人骂作醉汉和疯子。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每当一个人做出一件高尚的、不受约束的、出人意料的事，几乎总会有人指着他的后背说：这个人是喝醉了，这个人是傻子！你们这些清醒的人呀，你们应该感到羞愧！你们这些智者呀，你们应该感到害羞！”
“这又是你的一些怪念头，”阿尔贝特说，“无论谈什么，你都爱夸张，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你是必错无疑。我们现在谈的是自杀，你倒好，竟把它与伟大的业绩相比。至于自杀嘛，那只能把它看成一种懦弱行为，因为寻死自然比坚强地忍受充满痛苦的生活要容易。”
我想中止谈话了。原因是：我是把我的心里话全都讲了出来，他却冒出了这么一大套陈词滥调，这真使我恼火。但我克制着自己，因为我常常听到这种论调，我也常常因此而怒不可遏。于是，我多少有些激动地对他说：
“你说这是软弱？我请你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一个民族，在专制暴君的压迫下呻吟，最终奋起反抗，砸碎了脚上的锁链，你能说这是软弱吗？
“有一个人，家里起火了，大惊之下，竟突发猛力，轻而易举地扛走了他平时搬不动的重物。又有一个人，因受侮辱而大怒，与六个人搏斗，还胜了他们。能说这些人软弱吗？我的好朋友，如果说‘尽力’也是坚强，为什么‘过度紧张’就是软弱呢？”
阿尔贝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说：
“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例子，好像根本不对题呀。”
“也许是不对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