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慧嘉和史正添都是成年人了，读书期间为爱鼓掌，还拍视频派照片这事儿如何，先不评说。
蔡慧嘉她爸能看到这些流出的照片与视频，干了什么也很明显，但这种事同样不少人都做过，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是对是错也暂时不提。
而他之后打了蔡慧嘉与史正添，扬言没有蔡慧嘉这个女儿，要跟她断绝关系的行为，其实也可以理解。
这和脱下裤子挊，提起裤子骂人婊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毕竟当事人是他的至亲，无法忍受，恼怒不堪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不是“事不关己”。
可所有事情夹在一块儿，苏平还是觉得操蛋非常。
倒是不至于气愤，毕竟从警二十年，更让人气愤的事儿他都碰到过，虽然还没麻木，但也不至于控制不住情绪。
除非，咆哮、愤怒等情绪，有利于审讯。
史正添又继续说：“是自从那以后，她才像完全变了个人，所以我一直觉得，是我对不起她，王岳山他们这么骂她，我挺生气的。
所以就直接跟他们吵了起来，这些年我脾气很冲，可他们也不是好说话的人，吵着吵着就动手了，还动了刀子，但没打多久，很快就有人劝架，把我们分开。
那时候我才察觉到，左手疼得很，一瞧才发现，拇指被他们给削掉了。咱们都慌了，尤其他们几个，把我绑起来，不给我上医院，买了酒精给我消毒包扎，想了想，又把我的指头放进冰箱里。
然后他们就这么绑着我，跟我说蔡慧嘉的事。
当时说了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就恨他们恨的牙痒痒，他们不耐烦了就打我。我都忍着，就寻思着，等我出去了，要他们好看，看我不报警把他们都给逮住。
就这样一连过了三天，他们耐性耗完了，说，他们没那么多心思跟我耗，要么动手之前先把我干掉，扔进大海里去，要么就让我入伙跟他们一块。
他们还说，反正他们已经剁了我一根指头，除非能成为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否则绝对不会放过我，又说，杀一个也是杀，杀两个也是……
我这才知道，他们竟然是要杀人。被割掉手指头，被他们吊起来打的火气一下子消了，只剩下恐惧，害怕。
他们见我怕了，又开始好好说话，说，蔡慧嘉得了艾滋，我们肯定统统都得病了，他们知道我也和蔡慧嘉谈过，我说不定也有病，这才拉我过来一块干事儿，没想到好心当成驴肝肺什么的。
我还是慌，杀人，我不敢，但我也不想死啊，他们给我一天的时间考虑，我想了很久，就决定假意加入他们，再找机会开溜。
但他们不信任我，看我看的很紧，一直到动手的时候都没机会跑，我寻思来寻思去，只能趁着动手的时候再看情况了，就寻思着到时候把我指头揣着，如果跑了，还得找机会看看指头能不能接回去。”
顿了顿，见苏平没问话，他又接着说：“但后来他们一直没急着行动，反而是商量起来到底该怎么办。
我就寻思着，或许，能从这方面找到突破口？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觉得计划越复杂，要办的事儿越多，就越容易出错，我也能从这里头找到点儿机会。”
苏平轻轻点头，这方面他还真没想错，越是复杂的计划，实际上就越容易产生漏洞。
这么多年办案下来，他也发现了，许多看似非常复杂、精巧的作案手法，只要找到突破口，那是一查就破，凶手所谓的精妙设计，最终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部分悬案，作案手法实际上都相当简单，而最大的破案难点，也是在于线索不足。
只是这些案子并不广为人知罢了。
因为实际上，人们对这类看似平平无奇的案件并不感兴趣，也并不具备话题性。
他们更关注的是那些手法离奇，案情玄乎，又或者作案方式极端残忍的案子，如果该案再没破，那更会引发他们极大的讨论热情。
抿抿嘴，收回思绪，苏平又扬了扬下巴，示意史正添继续。
史正添便接着说道：“正好啊，里头有四个男生，我虽然不认识，但听说过他们的事例，因为蔡慧嘉的事儿打起来了。
我就问他们，就这么被学校劝退了，心里肯定也是不得劲的吧？肯定也不服气吧？果然，他们一个个都很生气，很激动，都问我要怎么办。
我又说，不如咱们搞的玄乎点，玩一出闹鬼，把事情彻底搞大，把学校的名声给搞臭咯。
他们一听，都很感兴趣，问我具体要怎么做，倒是领头的那家伙，叫刘钦霖的，他跟学校没仇，只是被蔡慧嘉传染了病，所以只想报复她，而不想太过多事，就说这样太危险，别人没杀掉，我们先被抓了。
其他人听了也是这个理，我就急了，又说，咱们可以把杀人和闹鬼分开，先把人弄死，然后再搞点灵异事件。
办法也很简单，在他们宿舍啊楼道啊泼点积血，批着白被单踩着滑板溜两圈故意让一些监控拍到，再让人踩在另个人肩膀上，还是披着被单，站一会儿让人拍到照片，事情就成了。
而且搞成闹鬼的话，别人也不太容易猜到咱们，这件事儿说不定就能这么揭过去，咱们总得为以后考虑吧，杀了人然后亡命天涯的日子，谁想过？反正都是要掩盖咱们杀人的事儿，拿闹鬼来掩盖不是正好？”
顿了顿，他又看看苏平的反应，继续说：“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