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时事新报》大篇幅刊登了长沙大火事件的新闻报道。文章大肆渲染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故意放火焚城，试图阻挡大日本帝国部队实现“王道乐土”的进程。
长沙城被焚毁殆尽，死伤十几万人，侥幸活下来的居民流露街头，无家可归。
这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授意下的新闻报道，里面夸大了死亡人数，并且说是国民政府故意而为。
关世杰当然知道此事件是一次愚蠢的军事决策失误，和执行者的操作失误，所导致的惨案。
事实是12月25日武汉陷落，日军大举南犯，蒋介石估计日军将攻打长沙，遂决定以南岳衡山为防御中心，在必要时放弃省府长沙。
为了不留一草一木资敌，汲取武汉突然撤退的教训，准备在日军进城前举火焚城。
这就是所谓的“焦土抗战”政策。
从11月1日起，以张治中为首的的湖南省政府开始动员市民，往各个县城疏散。
11月11日晚，日军攻占湖北中镇岳阳，并出动飞机轰炸通城，平江等地，长沙城内闻讯陷入一片混乱。
11月12日上午00时，张治中接到蒋介石密电：“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注1）
下午4时，张治中，召集长沙警备司令悌，省府保安处长徐权，三个人共同商定：“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在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注2）
不料，当晚刚好南门外的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负责执行命令的警卫团团长徐坤，在没有核实日军是否进攻长沙城，就命令士兵就开始四处放火。
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烧毁了三分之二的长沙城。
长沙大火，总计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房屋被焚毁56000余栋。长沙全城繁华区域，烧得一干二净。
市内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等建筑物付之一炬。
长沙大火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蒋介石又请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等人调查事件经过。事后，***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联合发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
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注3）
20日国民政府宣布，长沙警备司令部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误信谣言，惊慌躁切，辱职秧民，罪无可赦。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皆判处死刑。
湖南省政府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息，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事后，蒋介石也公开承认：“就这一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我们的失败。”（注3）
关世杰担心的是，杨凡正是长沙警备第二团的副团长，团长徐昆被判死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前几天，发过密电给军统局长沙站，希望能联系上杨凡，但一直没有消息。也许长沙站的人，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了。
第一场大雪，在15日这一天清晨开始，就铺天盖地飘洒下来，直到中午还没有停歇。
关世杰和郑苹如打发走了几个定制和购买裘皮大衣的顾客。
当几个顾客问起他，是不是诗文大赛的特等奖获得者时，关世杰说自己是店伙计，掌柜的去山里收皮子去了。
中午刚要吃饭的时候，小六子拿起柜台上，被顾客挑选过的两件男士貂皮大衣，正准备挂起来。
“啪嗒”一声，掉出来一个信封。
关世杰和郑苹如都感到很诧异，是顾客落下的吗？
关世杰隐隐觉得，这应该就是留给自己的。
小六子把信封交到关世杰的手里，关世杰见信封口是开着的，就从里面掏出来一封信来。
关世杰打开折叠的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晚上8点商埠大马路127号大通旅馆见。高亚峰。
想见面，自己来就是了。不至于写一封信找人捎过来。还有捎信的人，为什么不直说呢？
关世杰觉得这里面有蹊跷，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字体倒是高亚峰的，但高字下面的口字，少了下方的一横。
高亚峰遇到危险了！
军统局特务处，有一个密不外传的规矩：当被人胁迫，威胁，被迫联络同事的，签名要故意写错。
当然，有的人叛变后，签名都写得丝毫不差。
高亚峰的军统局特务身份暴露了？不对，要是暴露了，又供出自己的话，日本特高课和伪满的特务，直接就来抓人了。又何必多此一举，送一封信过来呢？
关世杰分析了各种可能，感觉一定是跟前两天的药片有关系。
高亚峰是不是贪图小利，没有把钱交给华北治安军的两个军需官，或是克扣了药款，被人绑票和软禁了？
郑苹如见关世杰面色不对，刚要凑过身来看，关世杰怕郑苹如担心，就急忙说：“顾客落下来的，没什么，是一张收据。”
“哦，那先放起来吧，等顾客来找好还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