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堂里只剩下沉沉的沉默。
李恪享受着这种沉默，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东西。
他忘了究竟是何人说的，凡是人研究出来的理论，必定没有十全十美。任何理论都有极致，唯有与时俱进，方能应世而长存。
这句话用在秦朝正合适。
李恪曾和慎行论过非法之因。
商鞅的理论是应运时代而生的伟大产物。秦弱之时，酷法厉刑有利于大秦整合国内资源，弱秦由此得以强盛，也得以用百分之力对敌天下。
此后天时地利人和，先是司马错巧取巴蜀，让秦国有了战略纵深；后大秦贤相良将如过江之鲫，六世之主奋勇庄严，让大秦得以越来越盛；再到始皇帝之时，郑国渠疲秦却造就关中，韩非间秦却完善了法家，大秦大势终至得成，十年间气吞天下，代周而王。
所以毫无疑问，法家于秦是有益的，甚至可能是最适合大秦的学派之一。
但时移世易，大秦早已没有了势均力敌的敌手，天下重任也从原先的统一天下，转到了收附民心，兴业富国上。
而与之相对，商君之法显得太过于死板，韩非完善又全不在点上，这才导致如今的法家已扛不起秦朝兴盛的大旗，便是勉强为主，也需要经过深刻的兼容并蓄，改良发展。
只可惜，完善可也，但改良，在这个时代却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禁忌。
以李恪在墨家的声望，去墨子化尤且小心翼翼，法家根本没有能与李恪相提并论的掌教至尊，想要改良，谈何容易！
祖宗成法大于天，这句魔咒足足纠缠了华夏两千多年。
李恪知道其中的难处，所以更知道，想在这样的时代做些改变，哪怕只是最微小的改变，也需要冲击，再冲击，直到对手心绪动摇，自我怀疑，最后才能图穷匕见，用曲线救国的策略悄悄地偷换概念。
这是李恪给自己定下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策略。
以大来说，修筑定襄关是李恪对大秦的第一次冲击，即将动工的，与历史全然不同的直道是第二次，以后或许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直到时机成熟，他才会露出獠牙，直取中宫。
小处则简单多了，言语便可成为足够的冲击，正如眼下，他的面前，这些根深蒂固的老秦法吏们已经开始自我怀疑，这代表着，偷换概念的时机业已成熟。
李恪在满堂的沉默中慢慢走回正席，跽坐，正声。
“我曾说，商君不曾有错，墨家不曾有错，秦律不曾有错，机关不曾有错，唯我们错了。”他一字一顿，朗声高宣，“我们错在何处？错在对商君，对时代，缺乏琢磨！”
“机关盛，六虱生。当下之世机关必盛，可机关必盛，六虱便必生么？陛下要我等在此牧民，难道就是为了耗费民膏，多养些不擅农活的蠢虫么！”
疾言厉色的喝骂，听在众人耳中不辄于天音，他们的眼睛渐渐亮了。
审智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
他们兀然忆起李恪的首训。
太守腾的《为吏之道》文字华美，意境深远，尤其在法吏的任用上，不仅提到了法，还着重提到了教。
教民之能，导民之力，启民之智，矫民之过。
张迁感觉自己抓到了什么，急急问道：“尊上，白羽亭！”
李恪终于笑了起来：“你们一听我要建白羽亭，脑子里便只有抑商之道，却无人想想，抑商之道究竟因何而来。”
牟定远好奇问：“抑商莫非还有根由？”
“世间万事皆有根由，抑商之道自然也有根由。”李恪失笑一声，抬起手，在几上划了个圈，“人力有穷尽。古时民力不健，为商者众，则务农者稀。商贾之道多获金钱而少劳苦，而人又有好逸恶劳之心，其结果就是商道愈兴，农道愈衰，农道愈衰，国力愈弱。民富而国弱，由此而得。”
“李悝有言，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自他以后，商君高举耕战，韩非重本逐末，两位名法奔走呼号，皆是为了将民力用于农、战二事，以强国本。”李恪用手指划破圆圈，轻轻一推，“可机关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当田地用不尽民力之时，我们身为牧民之官吏，该做些什么？难道就这么袖手而观，只等着六虱得生，老秦疲废？”
一连三问，在座之人感同身受，坐卧难安。
任锐忍不住喊：“若是引民经商，尊上就不怕民得享乐而荒废了本业？尊上，机关便是再巧，毕竟也是需要民力操持的！”
“锐君此言，有理。机关再巧也需民力操持，所以引民经商，实乃下下之策！”李恪斩钉截铁，一言决断，“我等建白羽亭，若是只与民用，此亭便是一时兴盛，到最后总归会成为阳周的祸害！”
“莫非尊上还有他法？”
“法家本就有擅商利国之策，何需我这个法外之人馊出主意。”李恪调笑一句，懒懒问道，“诸位莫不是忘了管子的官营之策？”
“官营……官山海？”
“山海者，天下也，非盐铁也。”李恪偷换了概念，却不给人回味的时间，“在我心中，白羽亭一旦启用，各里皆要占有一肆，用之以接单营生，此为集体经济。除此之外，天下商贾云聚于亭，各类物资必多用于工程，工程部量优而入，既省却运输之费，又便于优中选精，大利于国，这又叫招标采买。若是还有列肆剩下，酒肆、食肆、官舍各物，以官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