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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良修担心咸国在吞并新占土地之后，忙于消化占领地，而没有充足的国力和市场，产生足够的财力物力，单从传统低效的农耕商品经济而言，是如此，但商业化、规模化、初步手工集约生产后的商品经济市场更具有活力。
经济活力意味着充分激发下游生产者的积极性，高效调动市场资源，优化资源的配置。
换而言之，自由经济和宏观调控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利用土地新政保证老百姓基本需求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放开市场，扶持生产单位，积极研发生产机，普及高效生产设施，刺激商品生产和流通，而钱就是这么来的。
相较于传统眼睛总盯着土地盯着农民，商业模式下的资金来源，既不用抢，也不用逼迫，通过生产力转换成金钱和货物，而税收不再作为主要国家为了收钱而存在的工具，而是变成配置市场资源，调节经济的工具。
公良军只需配合咸国的经济，大开方便之门，让咸国的商品，尤其是铁器、工具、盐、生活用品等有助于恢复农耕生产劳作的商品低价进入占领区，让公良军掌控下的郡县经济链接入咸国的市场，使之联系为一体。
坐拥二十个郡的咸国经济市场，规模化生产成本将更低，自由市场规模更大，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自然更多。
当土地得以解放，经济由上层向下层流动，钱就会越来越多。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经济上公良氏形成实质上的独立，并对志国经济市场形成全面压制。
军事上，公良氏依仗经济实力所能养护的传统军队数量届时不会少，铁制品的普及，火器的发展，装备更加精良，政治上公良氏经济已被咸国绑架，实际上沦为咸国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军事上的附庸。
公良修的认知仍停留在当下，即便咸国新政有所了解，其也很难看到自由市场下的经济本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如果公良氏为了自保而接受了百里燕的建议，等于从经济资本和社会物质需求上，从此依赖咸国的经济资源，失去咸国生产力和技术支持，公良氏将什么都不是。
同时坐拥二十余郡市场的咸国，将在十年十五年后，从经济上彻底碾压各诸侯国，从而在百里燕有生之年，再用十年时间发动一场或两场大规模战争，扩张咸国版图，奠定他百年之后不可逆的大一统地缘格局。
如果能活到七十五岁，咸国的政治体制也该顺应潮流，使之变为能肩负起完成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不再因为君主个人意志而兴衰的体制。
与公良修的茶话谈的很是投机，其依然没有明言反意，但所言无不是自立的打算。
公良氏当下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源于志国的体制，还有志王的不爽，同时黑巾叛乱打碎了地缘政治既有的平衡，给咸国的崛起创造了机会。
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制度的弊端积累到一定能量，必然要选择薄弱点加以宣泄，也就是所谓寻找焦点，转移内部矛盾。
就当下的历史背景而言，志国的体制很大程度上较为先进，首先是旧贵族奴隶制名存实亡。
经过近两百年的演变，奴隶与贱籍一样对贵族形成人身的依附关系，因此贵族阶层有着庞大的家奴群体，由家奴构成庞大的聚居群落，两百年下来可想而知。
这情况类似于清朝的家奴制度，但志国的家奴制度的范围更加广泛，封地极多的贵族往往有多达几万乃至十几万的家奴群体，而且上代为家奴，下代终身为家奴。
大量的家奴形成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网络，好处是武装力量基数大，征用劳力十分方便，贵族出兵获胜可分得更多的土地和经济好处，失败损失的是家奴。
家奴有别于诸侯国奴隶，家奴的性质更接近于属于权贵私人的依附人口，因此家奴待遇好于奴隶和贱籍，所以忠诚度反而更高。
同时对家奴有激励措施，家奴和普通兵士合编之后，战斗意志往往更强，这也是志军吃苦耐劳的原因之一。
但这种制度下，势必导致地方权力膨胀，而失去控制，因此为限制地方权力，历代志王的举措是限制封爵，尤其是限制对异姓和外戚以外勋戚的封爵。
当下封爵意味着土地、奴隶还有采邑，当封地都封给自家姓，志王刚开始还是放心的。
然而这是个多数人缺乏数学常识的年代，志王的举措更像是朱元璋生怕朱家子孙饿死，大搞封爵活动，最终的结果是朱家人分光了天下土地和国库，把国库和天下人饿死。
当子嗣无限的扩张和繁衍，所需封出的土地只多不少，当不够分的时候，矛盾将不可避免的变为权利斗争。
志王为避免同姓相残，遂陆续任用公良氏、陶氏，一面对外扩张，增强对外用兵，以用兵削弱各地同姓封爵的实力，一面加紧中央集权，回收土地和地方权力，公良氏因此得罪一大批地方权贵和豪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历代志王庇佑下的公良氏就此做大，使得权利失衡，到了这一代志王，对公良氏更为忌惮，加之国内贵族势力在长期战争中元气大伤，志王觉得丧失了贵族的支持，而地位动摇，遂而这一代志登王基后，开始剪除公良氏。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巧黑巾叛乱，南征金雪狄，又遇咸国强势崛起，原本打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志王，不得不继续依仗公良氏扛起大梁。
一面以公良氏南征北战，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