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生不懂日语，听两人对话的语气，大人物始终是凶巴巴的，文弱之人开始很肯定，后来就犹豫不决，再后来可怜的跟班哭了，腰也弯得像虾米。再然后就是大人物甩开巴掌抽这文弱之人，可怜的跟班这时倒挺直腰杆让老板抽，嘴里还一直：“哈依、哈依——”的叫。
如果不是墙根那个少年的蠕动，大人物的巴掌似乎要无休无止的抽下去。张秋生是没时间在这儿与这些人泡，得让他们搜查完排除了自己的嫌疑就走，还有许多事等着做呢。所以他动作幅度很大地挣扎着，非常努力地试图站起来。
张秋生果然引起了这些人的注意。日本的细心就表现在这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们也要查个明白。一个大汉过来抓住领脖，将满脸的鼻血、泪水还有泥土的张秋生提起来，另一个大汉将他全身上下搜了个遍。其实那么大个公文包是不可能揣身上的，可是这个大汉还是搜得很仔细。结果当然是否定的，张秋生身上像水洗的一样什么都没有。
这些人疏忽了一点，张秋生脸上乱七八糟头发也乱糟糟，但身上却干干净净，这个现象应当很奇怪。可是这些人心里着急，细心归细心从没想到的事也就顾不上了。
当然他们也想不到张秋生最爱惜衣服。因为从小衣服脏了姐姐要追究他是否干了什么坏事。所以张秋生养成一个习惯，干坏事不要紧，但衣服不能弄脏。
张秋生脸上脏得认不出本来面目很正常，鼻子肯定是撞到墙上出血了，一个少年被摔重了出血了当然要哭，脸栽倒在花坛上也当然要沾上泥土。至于衣服干净不干净哪管得到许多？
两个大汉又进到院子里面找，因为这个少年有可能将偷到的东西扔进院子里。司机与那个倒霉的文弱跟班在街面上找包括林肯下面。这些人的细心有一个好处，就是彻底洗去了张秋生的嫌疑。他的疑点本来就不大，仅仅是挡了路而已。既没碰他们也没去车里，是不可能偷去他们东西的。
张秋生在大汉放开他去到院子里面搜查时，就不管这些人怎样，艰难的挪动着脚步离开这儿。这也很正常，不快点离开难道等着挨打？
张秋生走了没多远，林肯就掉头向来路急驶而去。找了个没人的犄角旮旯，又用神识仔细确认附近的每个窗户没人向外看，张秋生坐下来掏出一条毛巾和一瓶水先洗把脸，再将头发弄顺，又将羽绒服反过来穿上。现在林肯车的人再过来也不一定能认识他，原本这些人就没看清这个少年的面貌。
接下来一边清理战利品，一边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找理由。找理由？堂堂的张秋生，麒林市二十一中著名的祸害偷了别人一点东西会找理由？
是的，他是在为自己找理由。为什么？他这阵子不是在与自己闹别扭吗？要说这都是林玲惹的祸，好好的要与张秋生分个什么手啊？
张秋生每天都为自己找理由，说服自己林玲要分手那就分吧。可是要想彻底忘掉林玲谈何容易？家住在一起，上学在一个班。两人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同学，甚至共同的妈妈，要想忘掉她真的很难。
林玲一时半会没忘掉，张秋生倒养成了给自己找别扭的毛病。
首先，你们无故打人就不对，所以应当受惩罚。其次，你们大人打小孩更不对，更应当受惩罚。张秋生一边清点五个包包，一边瞎琢磨。你们几个人打我一个，以多欺少以强欺弱，收你们这点东西算是对你们客气。
四个钱包已经分不清哪个是大人物的哪个是跟班或保镖的了。当然钱包里的钱有多有少，可是钱的多少并不能作为确定身份的标志。钱包的质量也有好有孬，可惜张秋生区分不出来。四个钱包里一共有一千多美元六十万日元，其它的就是一些证件卡片。
你们两个专业打手却欺负一个中学生，把我堂堂的张秋生弄得狼狈不堪，要是李满屯与孙不武见了肯定要耻笑于我，所以更应当受到惩罚。你们只有这么一点点钱，是不是太对不起人了？
再来看看公文包里有什么。坐林肯车的肯定不会为这么一点点钱着急，公文包里恐怕大有明堂。打开包包一看，里面除了一叠大概十几页的文件之外，还有一叠美元大概有一万左右吧。另外就是五叠日元，都是万元大钞。
一万面额的日元张秋生很熟悉。前世丁少明曾经跟张秋生说过日元的面额，尤其是万元面额的日元。
一九八四年以后的日元上面很少有政治人物，包括天皇啊首相啊还有将军等等都没有。日元上面头像大多是一些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卓越人物。而且不同版本的票面上的人物经常换，唯有万元面额的人物头像总是一个叫福泽谕吉的人。
福泽谕吉被日本人称为“日本文明之父”、“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代最大的启蒙思想家”等等。
这些都不能引起张秋生的兴趣而记住他，能让张秋生记住的是这个福泽谕吉非常歧视中国人与朝鲜人。福泽谕吉提出日本“脱亚入欧”论，认为日本应当远离恶友中国与朝鲜而加入欧洲。
这家伙还极力鼓吹侵略战争。总之这个印在日元最大票面上的人是日本右翼势力思想的源头而让张秋生记住。
五百万日元大概等于五万美元吧，对于坐加长林肯的人来说并不算太多。张秋生取之完全心安理得，是你们有错在先。
好了，现在有钱了。张秋生转到大街找地铁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