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见了四人后的当天晚上，我将一封写好的信放进军用邮筒。
这封贴了“加急”邮票的军邮会被快速邮船带往辽东，寄到中国总督秦向平的办公室。
我在信上写了我对明国四人的看法和建议。其中毛承祚此人，我给的评价最低。
这倒不是说他的能力最差，军事技能最生疏，毕竟这些硬实力不由我评论。我在信上写明，毛承祚此人对澳宋的认可度最低，言谈举止中透出一种“虽然澳宋科技发达国力强盛，但我的祖国是大明”的感觉，用中国传统的。
不过我本人是不怎么认同这种“民族气节”的。套用一句经典的评论，“民族气节与民族主义大为不同...这种气节主要体现在读书人身上，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人...他们受了朝廷的恩惠，享有各种特权，其中一些尚存有羞耻心的士人便认为自己应当对皇帝尽忠，在朝廷面对生死危机的时候会不惜性命去保卫它...后来我大宋的民族主义思想广泛传入明国，一些开化的人就把以前那些为了朝廷牺牲生命的人称为有民族气节的人...”（注1）
嗯，民族气节这种东西啊，有当然比没有好。但我们还是要分清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差距。后者是冷兵器时代的核武器，前者可就没有什么殊荣了。
说到底，澳宋主流的看法是，民族气节只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赋予他们利益的朝廷的效忠罢了，并不是每个自然人对其民族和文化的无条件的爱和忠诚。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大宋被蒙元步步摧毁时，全国会出现跨越阶层的全民抵抗运动，而中国历史上那些内战只会有一些官僚和地主阶层去为皇帝老子效死了。
至于马德龙孙宜兴两人，他们对我澳宋的认可程度就高了不少，我判断宋明两国在他们心中大概是处在同一位置。
吴坚忠嘛，我给他的评价是最高的。一方面是他先前就具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和卓越的战斗素养，并且在本土有一年左右的实践经历；另一方面，就是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口头表达和行为语言是最自然的，不像毛承祚一样带着一种潜意识地抗拒。称呼我国也是“大宋”而不是“澳宋”。
当时我就对这种现象有一种猜想，后来在中国的见闻也确定了这种猜想的合理性。即，原阶层越高，受过封建教育越深的明国人，对明国朝廷的认可就越深，对澳宋的抗拒就越大；而如同马德龙孙宜兴这样的中下层明国人和吴坚忠这样原本是佃户出身的底层明国人，却很容易接纳澳宋。
当然，这个猜想并不包括水太凉那样的怂包，他们老老实实给我澳宋当顺民就好了。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就在我还在北海湾市等候启程的时候，数千公里外的孟加拉湾，一场拉开印度洋战争序幕的海战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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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官，报告坐标！”
王浩民双手端着望远镜，嘴巴向身边的航海官发出指令。
“报告，目前我们处于北纬6度30分，东经77度11分，距离印度最南端大约200公里。”航海官大身回复。
“好啊好啊，”王浩民低声喃喃，“记录，1629年2月27日下午14时46分，于相关经纬度捕获葡萄牙人舰队。”
一旁的航海官迅速在航海日记上记录下船长的话。这本日记将成为印度洋战争最确切爆发时间的记录者。
看着海洋尽头那依旧毫无察觉地向自己驶来的葡萄牙东方舰队，王浩民慢慢放下望远镜，嘴角的笑容愈发明显起来：“传令下去，全舰队升起战斗旗。”
副官马上跑到驾驶室一角，用一根中空的钢管向上层喊话。
几分钟后，在随风飘舞的蓝底白启明星海军旗旁，一面绘着金龙的红旗被水手升起，随着印度洋的风一并起舞。
很快，由三条战列舰、四条巡洋舰、七条驱逐舰组成的澳宋共和国印度洋舰队第一编队全部挂起战斗旗，硬帆被海风吹得鼓起，换装了蒸汽机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将蒸汽机功率升到最大，滚滚黑烟开始在赤道附近的海面上升起，湛蓝的海水被水面下的螺旋桨搅得冒出汹涌的水泡。
三十公里外的洋面上，弗朗西斯科海军少将注意到了天边的巨舰身影。
“那是什么？是英国人的船队吗？”他扭过头问副官。
副官举起单筒望远镜观察一番，回答道：“将军，那是澳宋共和国的海军。”
弗朗西斯科嘟囔几句，蓝色的眸子不耐烦地看向侧面，挥手示意船长继续开船。这些可恨的黄皮猴子从几十年前开始出现在香料群岛的海洋上，半个多世纪打了几十场海战，硬生生将原本深入西南太平洋的帝国挤到只能在缅甸和孟加拉地区苟延残喘。
副官没有放下望远镜，反倒继续看了一会儿，忽然紧张地拉了弗朗西斯科一下：“将军，将军！”他语气急促地说，“您快看，澳宋的舰队挂起红旗了！”
弗朗西斯科皱着眉头看着一只手抓着望远镜，一只手抓着自己胳膊的副官，似乎对他这种不合礼仪的举动感到十分不满：“挂起红旗是什么意思？”
刚从欧洲前来的少将不明白副官为什么忽然激动起来。
“那是，那是...”副官放下望远镜，转过头看着少将，眼睛已经激动得发红，“那是战斗旗，澳宋要向我们宣战了！”
弗朗西斯科定定地看着副官，脑袋里“嗡”地响了一声。身旁，船长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