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速尔英雄港美租界总领事馆发来的商业统计数据显示，1627年第四季度到达亚速尔的荷兰籍商船数量，比之第三季度减少了15，而同期英格兰和法国增加的到港商船数量，却不足以填补荷兰人退出的份额。
在国内市场依然稚嫩的现在，工农业原料进口的数量瓶颈会压制华美国内相关企业的规模扩张，从而导致未来的国内就业压力，对移民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原料进口价格的提升，也势必导致国内商品生产原料的成本增加，虽然通过生产效率的改进可以平衡最终成本，但对国内民生的负面影响也会日积月累。
华美国再怎么想解决欧洲贸易入超，也受不了这种原料进口“不加量只加价”的“无赖”的行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华美商品的规模性输出，拥有最多商船运力的荷兰人，还在联合法国、葡萄牙和英格兰商人有意无意地通过抬高运费、控制采购量等各种小动作，暗中打压部分在欧洲市场并非不可替代品的低技术含量的华美商品的合同价格，简直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例如酒类、低端建材、蜂窝煤、家具木制品等，压价幅度通常在5到10之间，而这些大都是国内中小企业的主力出口产品。
也许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也许是趁机在华美商品热销浪潮中也强行分享产业利润，也许是在转移海上贸易的投入方向。但基本情况算是比较明了，不管荷兰人出于什么理由或目的，很明显一种商业压制行为出现了，谁让这些出入亚速尔英雄港的货物全都是欧洲商船在承运呢？
得到最终结论后，商务部长周启丰是当场掀翻了桌子，这个曾经的外贸企业职员就差直接冲进国会，提议发起对荷兰的17世纪欧洲版“鸦片战争”。
但现在的情形却不是情绪能够解决的，整个华美国在短短8年之内，已经和欧洲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共同商业利益圈。退一万步说，荷兰人可以失去军火进口渠道，但华美国却不能失去没有荷兰人参与的欧洲贸易，荷兰这个欧洲搅屎棍的作用目前比英格兰还重要。
在没有更合适的借口和契机前，任何一种单方面的粗暴行为，对目前国力还稚弱的华美国来说都是弊大于利的。
对这些来自荷兰的“暗中敲打”行为，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就是进行一次国家海外进出口贸易模式的重大转型。大力提升华美国本身的大西洋商业运力，改以前的“在亚速尔依靠欧洲商人的转口贸易进口”，变为“以亚速尔为支撑点，与欧洲大陆直接进行贸易”模式，从而解决原料进口、商品出口以及价格的三重问题。
如今华美国已经拥有一支较成熟的、总吨位达到6万吨的远洋商业船队，但其中大部分都奔波在本土城镇与各海外领间的商品原料以及建设物资运输上，真正参与对欧洲直接贸易的船只少之又少。
巴西和古巴的几年来投资兴办的原料产出，也逐渐陷入了运力不足的瓶颈，许多原料都堆积在当地，运输延迟的情况日益严重，仅靠西班牙和葡萄牙那种缓慢节奏的航运调度，是难以适应国内的需求。缺乏基干的国内商品原料物流运力，又严重占用在这个17世纪性能先进的大中型远洋商船的行为，不光限制了对外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也让国内商品物流的成本偏高，对各类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不良压制效果。
1628年春节前夕，华美国会正式通过《航运鼓励法案》，准备重拳出击，应对由荷兰人挑头引发的国家对外进出口贸易难题，并改善本国海上商品物流的瓶颈。
《航运鼓励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财政部、商务部将联合几大商业基金与商业银行，建立一个特别的“航运扶持基金”，以极低的贷款利率，鼓励民营资本组建航运公司，国家再给予产业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为达到最佳鼓励效果，航运扶持基金还将得到国家财政的特殊注入，从1628年起，5年内，对所有新造的满载排水量500吨以上的若干指定规范性能的民用商船进行财政补贴！
这个鼓励法案一出，顿时给整个华美国运输业和贸易业注入一剂强心针，更让与船舶建造相关的生产企业眉开眼笑，其中尤以改名为北洋船舶集团的两位老总石益格和游启最为兴奋。
如今能够建造大中型远洋船舶的造船公司，只有两家，排名第一的就是北洋船舶集团，其位于长岛西区的造船厂拥有大型船台12座，3000吨级以上干船坞4座，各级造船职工1500多人，但之前的开工率却并不是很高，半数以上的大型船台总是做着一些内河运输船之类的小芝麻生意。
第二家，则是北洋船舶集团和青城市政府在1627年初共同合资兴办的青城造船厂，属于半个国营性质，北洋船舶集团为其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技术熟练工，由于大中型远洋船舶的成本高昂，所以青城造船厂的主要业务还是集中在内河民用船舶的建造上，目前拥有职工400多人。
国家建设与交通部，也向北洋船舶集团开出了“推广规范”，要求设计出两种适合国内航运现状的民用商船。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