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一生并不会有太多让我们可以拯救他人或是为国为民献身的机会，毕竟生活不是好莱坞大片，你我也不是如同“美国队长”“钢铁侠”那样具有超强体魄，充裕的资本以及其他什么特殊的超能力。而且在你我有这样的机会之前，已经先有一些人把这些目标作为他们的任务及职责，这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担当，为的就是让你我这些普通人可以平稳安定地享受自己的生活，过自己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不用被这些危险和救与不救间的机会问题所困扰。也因此，我们听闻壮士牺牲的悲剧后，伴随着满满的敬意却也应当认识到凡可称谓“牺牲”的人，是符合国家意志，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每个中国公民对此可以选择充满感激亦或是充耳不闻，这是作为公民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不过我个人并不想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间做出一个多么精确的评估，我还是很乐意活在新闻联播里，在某些人眼里“很乐观很天真”地认为，国家根本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
因为珍视生命，所以更愿意保护生命，因为看到了太多痛苦，所以更想拼命避免痛苦的发生。理想主义者常常引用哈维尔的这么一句话“我们坚持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我们谈论着有关于牺牲的话题，有的人增加了对生命脆弱的认识，有的人提高了对自身安全防范意识的提高，当然还有的人，也是我十分敬佩的，他们知道烈士牺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他们也知道在一个国家里总是有一些工作虽然很危险很苦很累，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所以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更出色也更安全。我常常在想，一个政党的清廉与否，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否，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是不是就取决于后者数量的多寡。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后再移除三座大山，并成功建立新中国的原因大概就是靠着一群如此为国殚精竭力的理想主义者，一群真正为实现英特耐雄纳尔的奋斗者。
牺牲者，固然是除去使命与任务后的普通一员，却是愿意为守护正义与光明而尽职尽责的勇者，因而称之为烈士。在我们敬仰牺牲者的同时，也是在表达一种对生命的感情和尊重。当我们用心去靠近那些一去不返的勇士们的高尚情怀与操守时，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英勇无畏、向往光明的精神信念，无论这种信念实现的程度，但其追随的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场不问死生的朝圣。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单消耗着个人的自由，还在不断的消耗着个人的性命。即使在和平年代，它也在将无数人置于危险的火场，置于荒凉的沙漠，置于危险的边境线，置于洪水和海啸，置于饥荒和迫害，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手段都指向一个目的：为了防止更大的伤害。这也是国家诞生的目的，即以集体的有目的的牺牲来防止集体的毁灭。
就国家的手段和目的而言，是一个远超道德范畴的话题。道德的诞生本身就是为了使群体得到更好的延续，才会产生一些行为规范来约束人们完全利己的本能取向。而自由是建立在道德观之上的概念。
非洲大草原的猎豹，它完全不会和其他猎豹分享自己的猎物，因为吃它食物的同类，同样不会在下一次猎获后与它分享。猎豹享有完全的自由，也同时没有集体的庇护。而对狮群而言，需要与其他的狮子分享自己咬死的羚羊，但同时下次也有可能分享别人的猎物。狮子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自由的吃掉自己的猎物），换取了集体的保障。
而若以此观察蚂蚁或者蜜蜂，则更加可怕，群体可以轻易的牺牲掉自己的个体。个体几乎完全让渡出性命，换取基因的延续。
当权者手握强大到难以想象的权力，可以轻易改变全世界数以十亿记人的命运。
对于国家的手段和目的而言，没有对错。对错这样的道德判断并不适用于道德观之上的集体。即使是纯粹形而上的讨论也不应该浪费过多时间在道德观的评价上。我一直秉持现实主义观念，现实是如何的，就如此分析，不应该不断的假设“完全自由”“无政府状态”。
永远让屁股决定脑袋，永远不要替对方考虑。个人永远不要考虑国家的手段是否有其合理性，永远要反对可能会反对自己利益的手段。博弈，不论是利益上的还是物理上的，是帮助国家来确定其手段和目的是否合适的唯一手段。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反对，是国家这个大系统中唯一的反馈。
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有必要的时候有无穷的手段牺牲掉个人，根本不用你替他操心。
个人在缔结社会契约的时候，保留了部分自然权利（如生命权），或者保留了收回自然权利的可能性，人只能是目的，而非手段。
因为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