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云青不能不伤心；王永林一回来他就打电话把他和纪遂功先生的决定告诉了王永林，听王永林说要考虑一下，康云青心里当时就翻了个个。其实早在开庭的那天康云青就
痛苦地意识到王永林对他有了怀疑和戒备。罗仲义律师拿出的证据不仅让法官检察官大吃一惊，康云青也同样大吃一惊。他是不相信王永林会那样愚蠢地贪污，然而他却一点儿都不知道王永林手里有这么重要的证据。罗仲义律师和郑慧琴也不曾向他透露过一点儿消息。他为王永林的被捕吃不下睡不着，为了帮助王永林毫不迟疑答应罗仲义出庭作证，不顾自己党委书记的身份找法院反贪局交涉抗争；而王永林却在怀疑他提防他。第一次打电话时他埋怨王永林说：“你手里既然有鲁元支亲笔批示的借条，为什么不当时拿给反贪局？让他们白白关你三四个月？”王永林的回答是：“丁友山就吃亏在没有证据上，借条是我唯一的证据，我不能交给反贪局，只能交给最可靠的人。当时元支还没有回来，即便拿出借条也得等他回来才能对证，这期间万一有人捣鬼，我只有死路一条。”康云青听到这儿半晌没说话，王永林没有把他当作可以信赖的人，仔细想想他也没有资格要求王永林相信自己；是他亲手撤回了对王永林的推荐而把尚士杰推上了绥北公司经理的位置。谁会相信他让尚士杰当上了绥北公司的经理却不想让尚士杰掌握实权？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逻辑？所以，王永林被捕之后众说纷纭，有人猜疑王永林被捕是尚士杰捣的鬼，也有人猜疑是康云青借刀杀人：故意让尚士杰当傀儡，激怒他去设法除掉王永林，这样就彻底铲除了杨书瑞在“绥北”的势力。康云青听到这个议论心如刀搅，其实葛相益来宣布任命的那天他就后悔了，隐隐约约怀疑自己极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正是这个隐隐约约的直觉还有对王永林的愧疚使得他作出了仍然由王永林主持绥北公司的决定。这个决定很快就被证实是正确的，当初作这个决定时他的确考虑过尚士杰还应把主要甚至是全部精力放在“绥泰”，而后来这个想法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从尚士杰身上暴露出来的苗头看，不管尚士杰兼不兼绥泰公司副总经理，绥北公司的实权都不能交给他，尤其是财权不能交给他，他的越来越明显的胆大妄为实在让康云青失望更让康云青气愤。然而康云青内心的担忧焦虑能向谁倾诉？谁不知道这些年来尚士杰一直是他最得力最贴心的助手，是他早选定的接班人？而现在他却突然不信任自己的接班人了，这个话怎么说出口？既然真话说不出口，既然不能坦白地承认自己选的接班人选错了，那么，他也就无法澄清他与尚士杰合谋清除王永林或是他借刀杀人的嫌疑。他最害怕的是王永林本人也产生这种猜疑，把他当作伪善阴险的魔鬼。若不是王永林带着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扑倒在他跟前，他那颗滴血的心脏将永远无法愈合。
康云青在王永林李学红看望他的第二天就出院了，他的心口不那么疼了。他和王永林都从对方的泪眼里看到了彼此的心，一切尽在不言中。对康云青来说，只要王永林还把他当成好人，只要王永林不怀疑他与尚士杰同谋，他就知足了。他不敢奢望得到王永林的彻底谅解，因为王永林归根到底是杨书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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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康云青的不仅仅是担心被王永林误解这一件事情，在王永林被捕的这段日子里他都是在孤独与忧伤中度过的。春节假期里给他拜年的人还是不少，但是往日那种推心置腹的亲切已很难见到了。许多人表面变得客气，内心却在疏远，这些令人痛心的变化大都由尚士杰引起。
尚士杰在王永林被捕后不久花了三十八万买了一部日本原装“本田”，又给唐庭禄席锦章一人买了一辆“伏尔加”，尚士杰的“桑塔那”给了左贵才。公司领导都配备手机，中层干部每人一个汉显传呼机。王永林还没来得及买房就出了事，尚士杰给唐庭禄席锦章买了车，俩人也就不再急着要求买房了。尚士杰的作法引得绥泰公司这边一片哗然。绥泰公司分公司经理每人一个传呼机，副总经理连传呼机也没有，更别提手机了。鲜明的对比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康云青一惯的精打细算现在变成了苛刻甚至是吝啬。尉大水跟一些人议论尚士杰时公开说：“男怕进错行，女怕嫁错郎，跟领导就要跟士杰这样的。我跟康经理干了九年才勉勉强强混了个‘桑塔那’，还是沾着合资的光。看看人家士杰，副县团的任命一下马上就给买‘伏尔加’，比当初杨书瑞还气派！杨书瑞当了七八年书记直到分家才坐了辆旧‘伏尔加’，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