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然，”勒伯尔说，“他已经挖空心思地进行防范啦。否则，我们现在应当已经抓到他了。”
“我在英国警察局转来的格尔索普的档案中看到，在战后他曾在英国降落伞部队服役，说不定他正在利用这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经验，藏身在深山里呢。”马克斯·费尼说。
“很可能。”勒伯尔表示同意。
“在那种情况下，他就不再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了。”
勒伯尔思索了一会儿。“就这个具体的人而言，在他被关进监狱以前，我不敢这么说。”
“或是死掉以前。”罗兰说。
“如果他放明白一点，他应当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离开法国。”森克莱说。
会议就到此结束。
“我希望我能那样指望，”勒伯尔在回到办公室后对卡龙说，“但是我所担心的是，他活着，活得很好，自由自在，而且带着枪。我们要继续搜索他和那辆汽车。他有三件行李，带着它们他不可能步行得很远。先找到那辆汽车，我们就从那里着手吧。”
他们要通缉的那个人现在正躺在夏伦尼高地的一座山庄里干净的亚麻布床单上。他洗过了澡，通身舒畅，吃了一顿乡村风味的馅饼和罐闷兔肉，是用烈性红酒、黑咖啡和白兰地冲下去的。他凝视着天花板上弯弯曲曲的镀金的花纹，盘算着去巴黎完成任务的日程。一个星期之内，他想到，他将不得不离开，但走开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一定能够做到，他一定能想出一个离开的理由。
门开了，男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的头发垂在肩上，她穿着一件睡袍，领口上系着带子，下面则是敞开的。她走动的时候，衣襟微开，睡袍里边没有穿什么东西，但脚上还留着午餐时穿上的袜子和高跟鞋。当她关好门并向床前走来时，豺狼用一只胳膊肘支撑起身子。
她默默地俯视着他。他伸手解开她脖子上的丝带结子。她肩上的镶着花边的睡袍悄无声息地滑落在地板上。
接连三天追踪豺狼毫无结果。每天晚上的会议上，多数人相信豺狼已经夹着尾巴偷偷地溜出法国了。到了8月19日晚上的会议上，勒伯尔几乎是孤军坚持着刺客仍然躲在法国某个地方，在等候着时间的到来的意见。
这天晚上，森克莱叫道：“还等什么呢？他惟一要等待的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冲过边境，当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逮到他。在法国几乎每个人都会反对他，他逃不到哪儿去了。如果你认为他是与‘秘密军队组织’和他们的同情者完全没有联系的话，那么也没有人会收留他了。”
会议桌周围的人都在低声地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大多数人开始认为警方已经失败了。布维埃原来认为寻找这个凶杀犯纯粹是侦探的工作，这个论点也错了。
只有勒伯尔不断地摇头，他感到很疲倦，这是由于他缺乏睡眠，由于他紧张和担心，还由于他要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免得被那些大人物们所攻击。这些大人物们的攻击，不是因为他们有经验，而是因为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他完全清楚，假定他确实错了，那么他也就完了。围坐在会议桌四周的人中，也有人清楚这一点。但如果他没有错，如果刺客现在确实仍然盯着总统，如果刺客溜过保护圈而向总统接近，他知道会议桌周围的人都想找一只替罪羊，那么，他就是这只替罪羊。不管怎么说，他那漫长的警察生涯，也就即将终止了，除非他能够找到这个刺客而且干掉他。到那时他们才肯承认他没有错。但到目前为止，他提不出证据；他有一种奇怪的信念，认为他在寻找的那个人，是个不论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职业刺客，当然他还不能公开这样说。
自从八天前这件事落到他的肩上以后，尽管他不愿意，但他对这个带着枪的、似乎连最后的细节（包括意外事故）都计划得很周详的、不声不响、老谋深算的人，产生了一种违心的尊敬。要是在这些靠政治而得到任命的与会者面前承认他有这种感情，那就几乎等于毁灭了自己。只有他身旁的大块头布维埃能给他些许安慰，他缩起脑袋，拱起肩膀，眼睛盯着桌子。他至少也是一个侦探啊。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勒伯尔说，“但他是在等什么事情，或是在等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先生们，我不相信我们已经听到了豺狼的最后消息。同样的，我也说不清我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感觉？”森克莱嘲笑说，“某个特定的日子？说真的，警长，你大概是罗曼蒂克的惊险小说读得太多了。这不是小说，亲爱的先生，这是现实。他已经走了，事情就是这样子。”他带着自信的微笑靠在椅背上。
“但愿你是对的。”勒伯尔平心静气地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部长先生，我必须向您提出，我愿意退出调查，回去办我的犯罪案件。”
部长犹豫不决地望着他。“警长，你认为这一调查应当继续下去吗？”他问道，“你认为还存在着真正的危险吗？”
“关于第二个问题，部长先生，我不知道。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应当继续搞下去，直到我们完全弄清楚为止。”
“那很好。先生们，我希望警长继续进行他的调查，我们也继续举行晚上的会议来听取他的汇报，暂时休会。”
8月20日早晨，看林人玛肯果·卡勒特在柯雷兹依格尔顿与于塞尔之间他雇主的庄园里射击害鸟，当时他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