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话。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神通广大，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观感，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六
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生活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三时至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跟她可有过一段fēng_liú韵事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力地蹲下来三次。
“要锻炼身体，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办法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
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身材不高的法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耸起肩膀，脸色阴沉，走了进来。
“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弄不懂，他怎么不害臊，”法官说，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
这个法官是个古板君子，今天早晨同妻子吵过嘴，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妻子要求他预支给她一些钱，他说决不通融。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开伙，他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嘿，规规矩矩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眼睛瞧着那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臂，用细嫩的白手理着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扬扬得意，可我却在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拿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个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若无其事地说。
“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四时以前可以结束，然后他就可以走，“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他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要是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在这个案子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遇见勃列威。勃列威耸起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象跑步一般匆匆走来，鞋后跟踩得咯咯发响，那只空手拚命前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
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
“毒死人命案。”
“太好了，”副检察官嘴里这样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两点钟，又到正好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去玩女人，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此刻想草草翻阅一遍。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刁难，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就思想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个激进派。勃列威却思想保守，而且也象一切在俄国做官的德国人那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又很羡慕他这个位置。
“那么，阉割派1教徒一案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1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认为生育是罪恶，因而阉割自己。
“我说过我不能审理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也将这样向法庭声明。”
“那有什么关系……”
“我不能审理，”副检察官说完，又这样摆动手臂，跑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