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司马家在河内的地位，确实稳固如土皇帝，不过，他们的统治，不在于地主土豪地那种压迫，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掌控。
比起对地方的控制，他们更注重的是文学与名声的培养。
说起文学，东汉经学世家的产生与经学在汉代，特别是东汉的兴盛发展密切相关。
在东汉经学传授提倡“家法”，并由此逐渐形成“家学”，累世传经，汉代提倡通经取仕，这样经学世家与入仕结合，由累世经学而至累世公卿，最终形成了经学世家。
比如说汉末著名的汝南袁家治《孟氏易》，弘农杨家世代治欧阳尚书。
可以说在东汉顶级的家族必须是治经的。
相对而言，汝南袁家的名声不如弘农杨家。
颍川荀家的名头，就一定能够压颍川陈家一头。
河内司马氏，同样做到了郡内翘楚。
司马家族博学好古的风气与专守一经的经学世家存在着学风新旧的区别。
司马氏家族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典型的汉代经学世家有所不同，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司马氏家族视为东汉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似乎要显得更为合适。
一方面来说，在文化特质上，司马氏家族，属于东汉新兴的文化家族，崇尚博学兼通，经史并重，体现出东汉学术的新风气。
另一方面，在社会地位上，司马氏家族则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河内的地方络皆根植于地方社会，与河内乡里，亦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说起来，司马氏家族能在汉末的乱世中崛起，正是借助了乡里评论以及四方名气的培养，获得名士的称誉，最终跻身曹魏的政治名单之中，登上中央的政治舞台。
司马懿出身于这样一个学术与政治资源都很丰富的家族，日后成为权倾天下的权臣，三代经营，最终夺取曹魏政权，也就不难想象了。
相比较司马氏家族的雄厚家族资源，开创魏国的曹氏家族其实相比起来要寒微的多了。
陈寅恪先生曾经把司马氏夺取曹氏政权解释成为儒家豪族夺取非儒家寒族的集团政治斗争。
纵观历史，司马懿本人从建安十三年以曹操丞相文学掾的身份初登政治舞台开始，在曹魏政权中先后历仕三朝、两受顾命，并于正始十年发动高平陵之变，独揽朝政，为司马氏代魏奠定基础。
而论起来，司马懿出身于河内的地方大族，在曹魏政权中初期的活动，也得到了河内在朝势力的帮助。
毕竟一开始，在曹操时代，司马懿在政治上并不引人注目，也未能获得重用，这主要是由于其加入曹操集团的时机偏晚，当时曹操即将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其政权吸纳人オ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没有给司马懿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空间。
当然，随着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地位的日益提高，司马氏家族的交往圈与婚姻圈，也同样水涨船高，随之改变。
后期的司马懿他长期在中央的仕宦生涯，大大拓展了他的人际网络，与曹魏亲贵密切的交往、共事、联姻关系，使得司马爵的权势网络深深地植根于曹魏政权的内部，形成了“三祖之寓于魏世”的特殊政治局面。
也正是通过司马懿数十年仕宦生涯的经营，其在曹魏政权中积累了广泛的人事资源，并与川荀氏、陈氏这样具有全国性声望的政治家族建立了关系，络也突破了乡里地域的界限，先后与泰山羊氏、东海王氏这样的两汉名族经学世家联姻。
这一权势网络的编织形成，标志着司马氏家族从一个地方性的大族逐步成长为在曹魏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家族，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所积聚的力量对于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司马氏家族的发达并不始于司马懿，而是从东汉初年就开始了，强大的地方势力资源加上儒学的学术地位，再加上精明的政治抉择，导致了司马氏家族日后的崛起，也成为司马氏家族日后绵延发展的重要原因。
司马朗的身上，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家室之优势。
大声无音，大象无形。
说起来，除却荀攸之外，司马朗算是高郅招揽到的第二个气质型美男了。
这也侧面体现了他们二人的博学，一个人长时间的浸润之后，不由自主整个人的气场就彻底变了。
一个人的气质，跟其处的环境教育，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打一个不大恰当的比方。
十九世纪末正是满清王朝的尾声，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的文明，因为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还依旧处于最落后最愚昧的状态。
当时有些先进人士先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离开了清朝，前往西方留学。
这些人在西方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然后返回了国内。
那个时候清朝已经灭亡了，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依旧是落后愚昧的。
这个时候，这群先进人士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隐隐有一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感觉。
这就是先进文明带来的精神气场。
当然，随着其后数十年来的改革创新，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进入了新世纪，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除非世界的顶级名校，否则已经没有什么优越感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同样的，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文士的交谈圈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