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最让农民诟病的就是农税只收现银而不收粮食。
农税是大明财政的主要收入，占了五分之四强，工商两业的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极低。
现代社会的农税在税收中所占的比例是最低的，有些国家不但不收农税，还要对农业进行补贴。
每年收获季节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征收农税。
农税只收现银而不收粮食，这就迫使农民必须变卖粮食来缴税，而粮食集中上市的结果就是粮价大跌，再加上官员索要的火耗银子（将碎银炼成大锭的官银会产生损耗，官员们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使农民生活的更为困苦。
我决定进行税改，以后只收一半现银，另一半收粮食。变动虽小对农民生存的改善却大。
想要彻底改变，还需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后工商业的税收增加了，农税全免也不是不可能。
后金的传令兵满脸倦容，一路急奔辽阳。
自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发“七大恨”反明以来，后金还从未受到过如此大的损失。
在“萨尔浒”之战中后金面对近二十万明军的围攻，只是死伤几百人就将明军各个击破了，现在却在“皮岛毛文龙”这个不入流的小角色手上吃了个莫名其妙地大亏，简直不可思议。
太匪夷所思了！传令兵先一步将消息报到辽阳后，辽阳守将济尔哈朗大为怀疑。
这怎么可能，简直就不可能，济尔哈朗在督军府内踱着步子。
随后溃逃回来的小股部队带来了更为准确的消息，证实了先前那名传令兵的军报。
济尔哈朗是一名智将，他没有像九连城的麻承塔那样冒失的去救援盖州，而是立即将此事报给了坐镇沈阳的大贝勒代善。
此时的皇太极还没有集君权于一身，有国人朝见时皇太极要与三大贝勒一起坐受朝拜。这三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后金的君权是由这四个人共同执掌。大贝勒代善所掌握的权柄仅次于皇太极。当年如果没有代善的倾力支持，那么皇太极是否能顺利登基当成疑问。
此次皇太极远征蒙古，为了后方的稳健，留下了代善坐镇盛京（沈阳）。
代善为太祖努尔哈赤次子，与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合称四大贝勒，在四大贝勒中阿敏、莽古尔泰先后被革去大贝勒之职，惟有代善表现乖巧，对皇太极誓表忠诚，风光一生。
代善接到济尔哈朗的加急军报后，极其震惊。
尤其是军报中有关“地雷”的描述，令代善大为惊恐。这是对未知事物本能的恐惧。
代善知道这是明军对火药的全新运用，知道是知道，仍然全无办法。
济尔哈朗在军报中还指出，这股明军不但有“地炮”（地雷），而且其他火器也非常犀利，不可力敌只能待机而动。
阿敏知道济尔哈朗的意思是要等待雨天发动进攻，因为在雨天火药的威力会大减。
对于济尔哈朗的军报，阿敏深以为然，只是可惜了被围在盖州城内的三千余骑兵。
如果他知道真相就不会后悔了，因为他们全死了。
对于大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损失一万人只是小痛，而后金的人口规模只有五十到六十万，士兵十余万，一下子损失了上万士卒，肉痛的很呐！
但忍不住痛就会更痛。就像拔牙，必要的时候要学会舍弃。
代善和济尔哈朗都是一代名将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不是九连城的麻承塔冒敌轻进，我也不会取得这样的战果。后金实在是名将辈出啊！
代善让济尔哈朗在辽阳据守城池，待机而战。自己则领兵一万，出沈阳南下进驻辽阳，与济尔哈朗一起积极备战。
这样，我以盖州为诱饵继续围点打援的计划就落空了。
等足了七天，辽阳方面也没有任何动静，无奈下，我移兵北上和袁崇焕的五万辽兵合兵一处。
九万大明最为精锐的部队集结在了一起。
兵锋直指辽阳。
这次大捷被我用快马上报兵部，大明的朝堂沸腾了，大明的百姓也沸腾了，多少年了，辽东一直被后金牵着鼻子打，终于迎来了一场大胜。
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人们口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名字就是总兵“黄成”（我），我正在取代袁崇焕成为了一颗更为耀眼的抗金将星。
因年老或体虚而留在京师的“说书先生“收到了更为准确的消息，在茶楼在酒肆到处传播着大胜的消息，他们将将我誉为“现代岳飞”。
黄家军（新军）的威名传遍大江南北。
一将功成万骨枯，幸好“枯”（哭）的是对方。嘿嘿！！人生得意须奸笑。
此外，我还将此役报给了正与皇太极激战的林丹汗。
此时的林丹汗已有些吃不住劲了，彷徨无依下正式起用了我给他提供的智囊团，他边向西撤退边骚扰皇太极，后金则不停地向西追击。
林丹汗得此军报大喜，口中连称大明是真正的安答（兄弟）。
代善将盖州之战的结果西报于皇太极。
“什么？！”
皇太极端坐中军大帐脸色赤红，深目**出摄人的寒芒，捧着军报的手因激动微微颤抖起来。
“无能，无能已极！”皇太极重重地将军报摔在地上。
大帐内诸将哑雀无声，谁也不愿在此时惹上盛怒中的皇太极。
自天聪二年(1628年)西征以来，皇太极会同蒙古诸部是凡战皆胜，打的林丹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