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少年可以回首的美梦，飘落的大雪占据了梦境的绝大部分。
绿色的古老申城，大雪总是偏爱着它。它大把大把的飘落，整夜整夜的袭来，一夜之后，田里的麦苗就会全都被覆盖住。但它依旧不依不饶，甚至几天几夜的袭来，把申城人都囚禁在热闹的小屋里。
孩子们永远感觉新奇，站在门口张望，嘴角带着微笑，伸手去接那飘落的雪。若是女孩子，会在雪中不停的旋转，享受着那与雪花一起飞舞的感觉。
九八年洪灾那年，我十一岁，暴风雪如洪水一样来的那么凶猛，那么干脆。中午，还是阳光明媚，空气干冷。下午，天空就变了脸色，嗖嗖的冰雹打在我的毛线圆顶帽。冰雹太浓密了，它不时打在我毫无遮挡的小脸上，顿时如针扎一般的疼痛。
天气寒冷，申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喜欢这唯有雪落声的清静感觉，它使我内心清净，如同这个洁如白纸的世界冬眠去。
那些各色的狗是最耐不住寂寞的，成群健壮的狗狂奔在田野里，时不时几只狗围成圈，团团的打斗。
我知道风雪只会越下越大，天也快黑了，便告别了千惠回到自己的家里。
外面冷清的一个人也没有，只是一些快脱落的年纸在冷风中飞。色调渐变的无边天际，刚才还是阴暗，现在全黑。风雪嗤嗤般的火花声，伴着瘦骨嶙峋的刺槐树的盈盈声。突然的“咔嚓”急促的断裂声，传到了我的耳朵，我加快了脚步。
回到家里，妈妈已经点燃了煤油灯。橙黄色的火焰跳动着，我看见哥哥坐在小板凳上，弯着腰剥着黄壳花生。他伸出的大耳朵并不能被棉线帽子遮住，冷如铅球般沉重的压在他的身子上，他总是不断地扭动屁股以躲避严寒的威胁。
妈妈把竹片小箩筐放在腿上，也漫不经心的剥着来年春天播种的花生，却不见爸爸的身影。
“妈妈，外面下着雪。爸爸呢？”
妈妈抬起头，看了看外面的愈下愈大的暴风雪，她大大咧咧的，并不是一个细心的女人，她嚷道：“要么死的人，大过年的，也见不得一个人。”
“大冷天的，谁死啦？”
“来烤烤火，脸都冻的红彤彤的。”我走向了炉子，烘烤着手。
“把小袄子脱下，换个大袄子？”
“不冷……”
“又不听话！”我知道我拗不过妈妈，只好按要求做。
“太不像话，一年的工钱，这熬到年尾，还没有结。人也找不到，我看他们是躲起来。”哥哥看着我，气愤的说着。他扶紧快掉落的毛线瓢状帽子，我看见他圆圆的脸带像极了爸爸。哥哥笨拙的把双脚跺了又跺，继续剥着花生。
“工头的钱还没要到吗？”
“拖，老是拖。这些人，该死。说过年给，现在又没影子，白天门也关掉啦。”
至于这些钱为什么久拖不给，我以后终于在爸爸的一次无意的聊天中探知，那些包工头都拿着钱放高利贷去，月利率5，这个利率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简直是天文数字。
“这不，再要不到钱，年也过不去。你爸爸没折，堵那人家屋里去。”这个申城非常美丽的女人气嘟嘟的继续说着。
“去多久了？”我说。
“整整三个钟头。”哥哥说。
“哪里的人家？”我大概为爸爸忧愁，永远记恨着湖里哨人的野蛮。
“不用担心，没事的，爸爸人好，他们不会做什么。”哥哥说。
我听哥哥这么说，就去看电视。妈妈剥完了花生，双腿摊在小板凳前，就悠闲的做着手中的针线。她一点也不着急，神情安详，只是抽不动的时候，才会显出不安的样子。她的顶又硬又大，就如钢圈一样。
对于爸爸，他生的憨厚，可爱的样子如同一只熊猫，身材略显短小，古铜钱币一样的肤色，总是穿着尼龙的褂子，身上永远都沾满石灰。
他是申城数一数二的建筑工人，他喜欢把泥刀磨的光亮，就像一把锋利的剑一样。可以说泥刀就是爸爸最爱的玩具，他就是用这个小小的玩具撑起了一个家庭。
爸爸为人本分、善良，又乐于助人，在申城，也很少听过有人说他的坏话。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从来不会做过多么伟大的事情，很小的时候要说最让我佩服他的地方，还是他在建筑上的本领。我简直不敢相信，好像有某种魔力，不管别人从任何地方向他抛来砖块，他总能轻易而举的接住，然后把它贴在石灰上。
爸爸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了建筑工人，是姐姐拉不出大便，三岁时死去了。为了还治疗姐姐病的债，爸爸才卖了油坊。爸爸并没有其它的一技之长，才成为建筑工人。由于爸爸身材并不算很魁梧，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回来后他累的一直抽烟。
每天早晨天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摸黑看不见了人才能放工。刚开始的时候，爸爸干那些沉重的泥土活很不习惯，每天被那沉重的砖头，楼板累得乏乏的，回到家饭有时候饭都不想吃就睡。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一天请假休息，除非下起了雨，工地开不了活，他才会放松一下他那可能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没好好休息的身体。
大雪越飘越大，我听到了它的声音，它落在我的窗前，我好像在做着几十年不醒忧愁的梦。嘎吱嘎吱的响，从过去到现在，我喜欢那样的声音。它穿过我的神经，使我麻醉，使我在多少年后，仍然迷恋那样的情境。
也许这就是生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