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宋代制糖影响了大食和南海诸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得到了发展。
有学者在论述我国古代蔗糖工业的发展时讲到了宋代的制糖，指出宋供采取轧蔗取汁的方法，用巨石碾或舂蔗取汁。
然后有浓缩、煎熬过程，把蔗汁直接放进锅内煎熬，再去蜜凝结，把煎熬的糖水让其自行凝结，凝结后加以过滤，曝之烈日才能完全凝结。
以及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甘蔗和砂糖的起源》一文中指出，甘蔗在唐宋之际除江西、湖广、江苏、安徽外，四川、福建也有栽培。
宋代福建开始制造砂糖，而四川、福建、两浙、广东生产糖霜，四川开始制造石蜜。
宋代砂糖的制造已广为推行，其制造技术也已有进步。
糖霜在四川、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制造，其中以四川遂宁所产最为精美。
而且四川茶的产量高于东南，但“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
像是蔡襄《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
宋代白糖已在各地广为制造，进而在四川和其他地方也有糖霜的制造。
各个地方的砂糖产量虽然不知其详，但大体而言，出产精美的砂糖的地方产量最多，因而可以把四川、福建、广东等地视为砂糖出产最多的地方，以栽培甘蔗、制造砂糖作为农家副业的地方也不在少数。
在盛产砂糖的地方，它已经成为专门的职业，在遂宁等地，以制造糖霜为业的糖霜户已多达几百户。
宋时已出现所谓“戏剧糖果”，有行娇惜、糖宜娘、打秋千等名目。
在临安“沿街叫卖小儿诸般食件”有麻糖、锤子糖、鼓儿饧等名目。
宋代的调味品品类繁多，甚至包括一些药物。
除酱油和味精外，已与今人差别不大。
如江南、福建一带，“食红糟，蔬菜鱼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与今福建菜的风味相同。
对穷乡僻壤的农民而言，调味品也是十分难得的。有的“荷薪刍入城市”，换得几十文钱，“买葱茹盐醯，老稚以为甘美”，有的甚至“经年不食盐者”。
此外就是饮食业的兴旺。
要知道自秦汉隋唐，历来多少酒席似乎都是家宴。
而且我们这个民族即便一直到盛唐都有宵禁呀，只有在元宵节才偶尔开禁三晚。
而在隋炀帝的大业年间曾有一次开禁了半个月之多，更是传为佳话。
农业社会晚上有了活动一般干什么呢，就花在饮食上了，喝酒取乐看灯吧。
宵禁完全解除那还要到北宋初年，于是，餐饮业起了结构性地变化。
像是由两餐变为三餐。
因为古时中国人基本上只有两餐:晌午一餐，傍晚一餐。
基本对应农耕的开工和收工的时间。
如果军人行军么，也是在两顿饭之间的六七个小时内一口气进行的。
所以往往可以走很远的路，日落了就安排岗哨休息了。
但到了北宋初年，随着宵禁的解除，城市居民的夜间生活一下就变成了课题。
于是很多人养成了入夜后再吃一顿饭的习惯。
注意，那个时候的三餐时间仍然和现今的并不一致。
我们现在的朝九晚五学的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率先定出的标准，慢慢影响了世界各个地方，当然，也有例外。
还有就是酒楼的出现，因为唐朝人如果夜游就面临着必须在外过夜的安排，而宋朝的老百姓晚上吃完了饭仍旧可以从容回家，所以不需要在外过夜。
因此夜间的餐饮业就蓬勃发展了起来，像东京梦梁录中记载:开封各处都有酒肆，门前扎着欢楼，换楼内走廊歌女们等待召唤的地方，通常她们浓妆艳抹，随时随地等待为赴酒席舞。
酒楼上看去“仿佛神仙”。
几百年的私人宴会给了酒楼题材，看看那些官宦大家的家厨如何流落到社会上来的就知道了。
可惜，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保留下来，因此厨师的来源不可考。
至于酒楼内的生意模式的话，把当时的酒楼对比现在的酒楼会发现好多地方不一致。
首先，没有外菜莫入这一说，实际上，大酒楼的老板可能只是这个酒楼的房东。
比如施恩，蒋门神，有无数的酒保、茶博士、经纪人穿插其间，兜售自己的点心、小菜。
樊楼就是非常贴近市井的一家，它出现在水浒传和梦梁录中。
三言两拍也没有少了它的身影，有一则故事讲了男女二人普通市民间的一次自由恋爱，那个男公民就是樊楼中的一个酒保，和哥哥一起在樊楼中兜售酒类的。
梦梁录记载:到了宋朝，城市的小资们已经几乎不开火仓了。
吃饭基本都在外面搞定，而外面的小吃也确实好吃、品种丰富多样。
的确，酒楼是个奢华的地方，他们争相使用奢华的器具。
一般坐下后会上来筷碟，这些用具基本上都是银器。
再点几道菜，也是银盆端来。要酒么，银壶暖了上的。
要知道，宋朝我们还没有开始普及白酒，大家基本上还在喝黄酒。
宋人喜欢酒烫热了上，上来的酒冷了怎么办，没事，有几个嫂嫂在那里开一个碳炉专管温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