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官吏渎职罪加重惩罚外，一般犯罪均改重从轻；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禁止贩卖官私引盐和盗掘矿产等等。
这个条例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弊端，是一部辅助《大明律》不足的重要立法，是明代百年来刑事条例的立法经验的总结。
又过50年，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推行新政，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剧烈变动，原有的法律法令不可避免地出现轻重失宜的弊端。
于是又重修《问刑条例》，加重了对侵占公私财产罪的刑罚，对于威胁明朝社会安定的“逃聚山谷”的流民，采取重法制裁，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
到明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量刑上含糊不清、区别不明的特点，从进一步规范化的角度，又修订《问刑条例》，对强行贩卖私盐的行为，从重打击。
以上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对《问刑条例》的修订，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要立法，其重要价值在于伴随社会生活的发展，突破了朱元璋的严刑来维护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缚，使刑事条例达到规范、划一，对明律的统一适用和司法审判的准确和效率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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