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城，改筑后周长五十里，城高四丈，城楼建筑宏伟壮丽。
城外有护城濠，名叫护龙河，比汴河宽三倍。
外城南面三门，东面两门，北面四门，西面三门，另有水门多座。
此外，汴梁城不像唐朝的长安城一样，城中设坊，需要到专门的坊市里交易买卖东西，而是沿街设有店铺，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街边买卖。
光是《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各种店铺就提到了一百多家，而这其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就占有半数以上。
比如书中提到城中有“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潘楼”、“欣乐楼”(即“任店”)、“遇仙正店”、“中山正店”、“高阳正店”、“清风楼”、“长庆楼”、“八仙楼”、“班楼”、“张八家园宅正店”、“王家正店”、“李七家正店”、“仁和正店”、“会仙楼正店”等大型高级酒楼“七十二户”。
其中如著名的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
记载的饮食也多不胜数，真的跟报菜名一样，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莲花鸭签、酒炙肚胘，入炉羊头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类不下五、六十种之多，提现了这个时期的饮食文化就已经极度发达。
作者还记录过皇城东南界深巷的金银采帛交易，形容说。
“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以及每月的相国寺万牲交易，说每月开放五次，“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三门皆动用什物”。
还记录城中的诸酒店说。
“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
记录清明出游时说。
“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
记录暮春都市生活的甜美如梦说。
“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
此外，跟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为满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长，商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布取消，开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
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重新开张；如果热闹去处，更是通晓不绝；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点灯开张，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同时还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当时东京民间和宫廷的“百艺”﹐并辟《京瓦伎艺》一目﹐详述了当时勾栏诸棚的盛况﹐及各艺人的专长。
总之，该书对宫廷教坊﹑军籍﹑男女乐工﹑骑手﹑球队也作了描绘﹐特别是春日宫廷女子马球队在宝津楼下的献艺﹐还有火药应用于“神鬼”﹑“哑杂剧”中增加效果等﹐给中国“百艺”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
从此种种，可以窥见东京汴梁城到底有多繁华，而且城中的居民也非常富硕，基本不愁吃不愁穿，是最幸福的时期。
因为此时的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
据后世估算，这个时期的宋朝国民生产总值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60，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比重的最高峰。
而这个时期宋人的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同时期的西欧人均生产总值则为427美元，真的是遥遥领先。
一直到了后面1820年的清朝，这个时期人均生产总值仅为50美元，远远达不到宋朝时期的标准。
并且即使当时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也仅为1250美元，同样达不到宋朝时期的标准，可见这个时期宋朝之富硕。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把‘柴’列为第一位，大概是由于与人的温饱问题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温暖需要柴；吃饱肚子也需要柴，以前发工资也叫发薪水，薪还列在水的前面，足见柴的重要。
可在此时的汴梁城，百姓们却不用柴。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全城人民都是用炭，比柴更省事。
比如宋代庄绰编写的《鸡肋编》中有过记载：
“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
就是说汴梁城中几百万户人家，都是用石炭，没有一家用柴的。
而石炭，就是如今人们用的煤炭。
据记载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用煤的国家。
在《山海经》中称煤为石涅，
“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
后面魏、晋到宋朝称煤为石墨或石炭。
唐代贯休写的《寄怀楚和尚二首》中也有说：
“铁盂汤雪早，石炭煮茶迟。”
而我国最早以煤炭为题的诗，就是北宋苏东坡写的《石炭》。
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关于煤炭最早、最具有文献价值的文字记载，由于“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