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年初，饱受非议的劳家从即墨县迁到了胶澳港。不过这次搬家主要还是生意上的缘故。因为在月德国强占胶澳后，当时的大当家——劳铭昌的曾祖父——劳格林在胶澳做起了行栈与买办的行当，而且还成了非常有名的德语翻译。关于自己的曾祖父，劳铭昌有着较为详细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劳格林在青岛有着众多生意伙伴与广泛的关系网，因而在各式各样的档案记录里都能看见他的名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经历与后来发生在劳铭昌身上的事情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检查劳铭昌留下来的文件时，我曾见过一张劳格林的黑白照片。照片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那里面的劳格林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穿着浅色的长袍与深色的马褂，留着辫子，头戴一顶瓜皮帽，脸上流露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面对照相机时常有的局促与迷茫。由于年代久远，影像并不算清晰，但照片里那个人依然给了我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奇怪感觉，就好像那是某些早已被淡忘，而且最好不要再提起的事物。
当时，劳格林在青岛河附近购置了一座小院，然后陆陆续续地将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都接到了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这次搬家并没有改变劳家一贯的举动。在年间，负责治安的德军巡防队经常于午夜时分在码头上抓住行迹鬼祟，试图驾驶渔船偷偷出海的劳家成员，仅记录在卷的档案就多达八份。起初，德国人也怀疑劳家在参与走私活动，然而他们从未在那些渔船里发现任何值钱的物件，也没有找到走私船上常有的夹层。因此德国方面虽然经常扣押渔船和船上的乘员，但只要劳格林缴纳罚金出面担保，也没有惹出太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前往劳家探讨长生之术的人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俨然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秘密团体。在年的时候，这个团体甚至打出了一个“长生道”的名号，成为了半公开的教派。
在这一系列事情中，最让劳铭昌感兴趣的是曾祖父劳格林的态度。或许是为了顾及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虔诚的德国基督徒们——的感受，劳格林一直尽力与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整个“长生道”保持适当的界线，并且经常出入商馆与行会，广施善举，一直试图树立良好的形象。1903年的夏天，他还与另几个商人出资在青岛河上修了一座石桥，以方便港口货物与码头工人的往来——这座桥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了，不过桥上的功德碑却被当时的一个德国记者拍摄了下来，照片里还看得到劳格林的名字。到了1904年，他的行栈生意已经在青岛港内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他本人也在青岛市中华商务公局里兼任了董事的职务。但在私底下，劳格林似乎也涉足了某些神秘的活动。有些当时留下的书信显示，劳格林似乎经常委托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国外搜罗特别罕见的神秘著作，或是购买一些神秘的物件。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1902年。那年秋天，劳格林买下了自家小院周围的地产，并且找来了一群外地工人对院子进行了扩建。这项工程持续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等到1906年开春的时候，那几间平房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墙大院。院子里总共有三座欧式风格的小楼，但整体的布局却是按照传统的三合院形式修建的——从院门进去就是宽敞的庭院，庭院的北面是一座两层高的主楼，两侧则是两座单层的厢房，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结构。三座建筑都是用的都是崂山采的花岗岩，而且据说还得到了德国设计师的参考。但很多人都觉得那座院子的院墙修建得太高大了，将整座宅子围得密不透风，就好像要提防外人窥视一样。另外，还有少数几个与劳格林熟识的人在书信里提到了一个很难引起外人注意但却非常奇怪的现象——劳格林为了新建大院而开挖的土方似乎太多了一点。根据他们的观察，劳格林肯定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窖，因为工人们运走的泥土似乎远远超过了修建三座小楼所需要开挖的地基土方。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一来，那些院墙太过高大，因而在施工期间没有人能窥见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二来，劳格林在大院完工后就立刻遣走了那些从外地雇来的工人，所以其他人根本无从打探。
然而新居的落成似乎标志着劳家内部出现了新的转变。一方面，劳家成员夜间出海的鬼祟活动突然停止了。虽然坊间仍然流传着过去的故事，但1906年往后的租界政府档案里却再也看不到任何巡防队截获劳家渔船的记录了。另一方面，“长生道”在这段时间里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甚至将劳家的新居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吸引了不少青岛地区的居民也投身进了他们的活动中。许多附近居民和晚上打更的人都声称自己在夜深的时候看到有形迹可疑的人出入劳家的院子，或是听到那些刻意加高的院墙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那像是一大群人发出的、没有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