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住在青岛而且经常关注本地新闻的人可能听说过我要提起的这件事情。2013年8月14日，市南区大学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时意外地在隆口路5号大院里的一座小楼中发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接到报案后，江苏路派出所立刻出动警力封锁了现场，并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取证工作。此案的初步调查结果全都公布在了几家青岛本地的报纸上，并不难查到。概括地说，死者名叫劳铭昌，69岁，是那座房子的住户。警方在进行现场勘验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入侵的痕迹，财物也没有丢失，因此初步断定系自然死亡。但那些有机会详细阅读调查案卷的工作人员，或是居住在隆口路一带、听过些流言蜚语的人，可能会发现案件中还存有一些古怪的地方。
根据案卷的记录，死者是在一楼客厅里发现的，但整个小楼里都充满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现场的情况非常骇人，尸体几乎腐烂成了一滩黑色的黏液，只能依照骨头勉强地看出个人形来。照常理推断，这种程度的腐烂肯定需要花费数周到数月的时间。但附近的居民们在接受警方问询时纷纷表示自己在尸体被发现的前几天还曾见过劳铭昌，甚至还和他说过话。进一步的尸检也佐证了居民的证词——尸体上没有蝇类幼虫滋生的迹象，这意味着死者的真实死亡时间要比看上去短得多。鉴定报告指出，由于尸体的状况非常糟糕，因此无从推断确切的死因；但现场收集到的骨骼上没有发现外力导致的创伤，因此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暴力致死的可能。此外，法医也分析了从尸体上采集到的黑色黏液，并且确定它们是体液与尸体器官液化后的混合物，但却不像是细菌导致的软组织消溶，反而更像是某种快速的化学或生物过程导致的结果——这曾让官方联想到了恶性疾病，并且针对当地进行了一次低调的传染病排查——但更加严格病理检查却没有揭露任何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病原体。除开尸体的谜团外，附近的居民也反映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有几位居民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两天晚上听见劳铭昌所居住的楼房里传来了某种尖锐而又有节奏的古怪哨音；还有人提到在事发前的几个月里，劳铭昌曾经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有过密切来往——但民警调取了尸体发现前那几天的监控录像，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在大院附近活动。然而由于缺少实质性的线索和证据，警方最终还是搁置了调查工作，将之定为非暴力死亡，并封存了案卷。
说到底，死者只是个没有子女，也很少与邻居来往的古怪老头，而大多数人也下意识地将这桩案件当一桩不幸的悲剧匆匆略过了。根据警方在房间里找到的遗嘱，劳铭昌收集整理的藏书、笔记以及其他所有文件全都捐献给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院；而余下的财物则在变卖后捐赠给了各个文物保护基金会。由于没有找到任何法定继承人，遗产处理得非常顺利。事情原本此就该结束了。
但这桩案子其实还牵扯出了一系列不那么直接相关的后续，例如：劳铭昌的日记与文件在被移送到山东省文物考古院后引起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始终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而且一直不得要领；2014年2月——劳铭昌的遗物被移交给考古院的四个月后——几个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的研究员还曾回到了劳铭昌的故居，详细检查了整座房子，然后又带走几箱文件；一个月后，青岛市公安局调集警力对当地——主要是信号山公园那一带的街区——进行了一次突然的搜捕行动，但却没有公布行动的原因与结果；4月初，市南区住建局对劳铭昌的故居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认定其属于危房，就此撤销了房屋的交易许可，并且表示在得到妥善修葺前这座房子不能再用于居住。
至于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读者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作为一个检查了所有证据，并且深入分析过笔记内容的参与者，我只能从事件主角所留下的日记与文件出发，结合自己掌握的情况与推测，对整件事情做一个完整的叙述。
劳铭昌祖籍青岛，1942年9月20日出生在重庆，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名叫劳传林，曾经做过唐君尧的副官；母亲名叫陈瑜，身世不详，只知道是奉天人。月，劳铭昌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劳传林跟随唐君尧去了青岛展开日军受降工作。46年2月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青办事处撤销后，劳传林又想办法调到了李先良手下做事，并且找机会将劳铭昌与妻子陈氏也都接到了青岛。49年1月，陈氏因为意外去世；4月济南战役结束后，劳传林带着6岁劳铭昌悄悄投诚了解放军，而后在济南定居了下来。1963年劳传林因病去世；64年劳铭昌下乡插队去了历城，并且在十年动乱期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在吃了不少苦头。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84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了山东省文物考古院，然后就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
为了疗养身体，劳铭昌于2008年春天搬到了青岛，在鱼山路上的一栋五层小楼里租住了一套房间。那栋小楼坐落在小鱼山西北面的山坡上，紧邻着青岛海洋大学，我曾很多次路过它的门前。那是一块非常迷人的住处。周边的环境宁静而祥和，鲜有车辆往来。小楼门前是从小鱼山山顶一路曲折蜿蜒下来的鱼山路。街的对面则是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