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将等人都吓得是汗流浃背，跪在地上对赵匡胤苦苦哀求道：“臣等愚昧，求皇上能给我们指条生路。”
赵匡胤便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过。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籓，多置良田美宅、歌舞儿女，终日饮酒娱乐。既能尽享天年。又能为子孙立永远之业！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众将听罢无不感激涕零，顿首拜泣道：“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第二天，以石守信、高怀德为首的这些禁军将领们，就纷纷称病请求罢去军职
。赵匡胤也就顺水推舟。任命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其中仅石守信一人还在名义上兼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其余皆罢军职。
这是一件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事，被人称之为“杯酒释兵权”。从表面上看，赵匡胤只不过是通过和平方式从这些宿将们手中收回了兵权，似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但实际上，他所产生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却远不仅于此。
因为赵匡胤在解除了这些宿将的兵权后。紧跟着就开始大搞军事改革，首先是废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官职，并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一分为二，这样禁军的军权就分成了三份，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统领，即所谓的三衙统领。
同时成立不同于前代的枢密院，用以分三衙之权。自唐末以来，枢密院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甚至曾一度凌驾于相权之上。但赵匡胤成立的枢密院，是以文官主事。手中也仅有调兵之权，这就与三衙形成了相互制约。枢密院有权调兵，但不掌兵。而三衙虽然掌兵，但又无调兵之权。各自独立，相互制约，谁也无法单独作乱。
其次，实行内外相持政策。赵匡胤将全国军队分成两半，一半屯驻京师，另一半戍守地方。京城驻军有能力制服外地叛乱。而外地驻军又有能力扑灭京城驻军的兵变，使得内外军队互相制约，谁也不敢轻易发动叛乱。
第三，实行兵将分离制度。规定无论京城禁军还是驻外禁军都要实现“更戍法”，即禁军在某地驻守一段时间后，就要变更驻守地点。京城禁军去边境或产粮地驻防，再由地方禁军补入京城。
这种做法名义上是为了锻炼禁军吃苦耐劳的精神，但实际上是要降低士兵对将领的忠诚度。
因为在实行这种制度之后，将领们的募兵权就被剥夺了，将领们对士兵只有管理权，但没有所有权，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士兵成为将领私人武装的可能性。可以说，也正是这一制度，才使得自唐末以来藩镇割据、诸侯混战的局面得以彻底终结。
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兵将分离制度虽然行之有效，但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造成了一种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至于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现象。
统兵将领们因为兵已经不是自己所有了，所以对练兵不感兴趣，而士兵们正好又得过且过，从而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大幅下降。
两宋是中国大统一王朝中最为羸弱的一个朝代，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并最终亡于异族之手，与这种制度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兵将分离制度一直都是一种非常有争议的制度。支持者说它加强了中央集权，有效地化解了国内矛盾，是一种非常好、并且是行之有效的制度。
反对者则说他大幅低削弱了国家军事实力，以至于对外战争屡遭败绩，实在是一种非常丢人的制度。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根据，不过即便是兵将分离制度缺陷再大，也不能把罪名仅扣在赵匡胤一个人的头上。因为就算赵匡胤再有远见，也看不到几百年之后的变化，后世之人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再对这种制度进行调整。
而赵匡胤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实施这一制度，应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并且也达到了很理想的效果。
特别是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这种手段解除了那些统兵将领的兵权，既达到收回兵权的目的，又避免了恶性流血事件的发生，手段非常文明，效果也非常理想，已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在杯酒释兵权后，石守信、高怀德、王彦超等人分别出任大镇，到了地方上为非作歹，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而赵匡胤始终信守诺言，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跟其中多人结成了亲家关系，君臣相安无事。至此，赵匡胤消除藩镇割据、重建中央集权的事业已初具规模，这就使他可以集中精力去面对全国统一战争。
建隆三年（962年）九月，武平节度使、湖南政权的实际当家人周行逢因病医治无效，于朗州（今湖南常德）逝世，享年46岁。
前面说过，南唐灭楚后，因治理无方，被楚国朗州节度使刘言遣大将王逵、周行逢等驱赶出境，这样就由刘言在朗州新建了一个湖南政权。其后，刘言和王逵又先后被部下所杀，周行逢便得以主掌湖南大权，终成一方霸主。
周行逢主政湖南之后，废除了一系列马楚政权留下的苛捐杂赋，又尽除贪官污吏，挑选廉洁官吏知州县事。用人也不徇私情，有一次他的女婿向他求官，周行逢非但不给，还故意送出一批农具奚落自己的女婿，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