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群臣还是对他苦苦劝阻，特别是五代骑墙派代表人物，一向以圆滑著称的宰相冯道，更是很突然地变成了那种敢于直言范谏的忠臣，对柴荣亲征一事固争不已。柴荣非常不满。对冯道说道：“昔年唐太宗平定天下，哪一战不是亲自出马？我又怎敢苟且偷安？”冯道却说道：“不知陛下能否做得唐太宗？”柴荣又说道：“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冯道却反问道：“不知陛下做得山否？”
从冯道这几句话中完全可以判断出来，当时的朝臣们对柴荣明显是信心不足。实际上冯道力谏柴荣应该不是出于私心。
甚至可以完全可以把他这番诤谏看成是对柴荣的一种爱护。冯道一生不弄权，而且他在长达数十年的从政生涯中早就掌握了一整套保护自己的本领，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不开口，柴荣打赢了，不会怪罪他。就算是北汉最终战胜，
灭掉了周朝，也照样会让他当宰相。也就是说，无论谁胜谁败，都不会对他造成任何的影响。反过来，这番话一开口，肯定就先把柴荣得罪了，柴荣出兵如果打赢了，
那就证明冯道是错误的。如果战败了，搞不好回朝之后还要迁怒于他。两头都不讨好。对自己有害无益，这个道理以冯道的聪明会不明白吗？那么他又为什么非要极力对柴荣进行劝阻呢？
其实这正好说明了冯道是非常爱护柴荣的，这才不想让他去冒这个风险。因为此时柴荣刚刚登基，地位还不稳固，一旦亲自出征战败，皇帝宝座肯定就要发生动摇了。
但如果柴荣派出别的将领，情况就不一样了，胜了并不会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就算败了也可以把责任推卸出去，仍有挽回余地。
所以说御驾亲征。对柴荣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稳妥的选择，而冯道也正因为是想到了这点，才不惜抛弃多年以来的从政原则。对柴荣力谏不已。
当然，冯道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一个基础的，那就是他心里对柴荣的军事才能缺乏信心，不相信他能打赢，至少也会认为柴荣打赢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个并不奇怪。因为柴荣从来就没有打过仗，又怎么能让人相信他上来就能打赢这么一场关键的战役？这恐怕也是满朝文武的共同想法了。
柴荣对出兵的利弊也不会考虑不到，但这件事对他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一个没有战功的皇帝，在五代中肯定是吃不开的，群臣对他的轻视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柴荣也急需用一场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那么实际上北汉这次入侵正好就给他制造出了一次绝好的机会，当然前提则是柴荣必须要将这一仗打赢。
三月三日，柴荣排除一切阻力，决意御驾亲征。诏命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率军从磁州固镇（今河北省武安市固镇）出兵，深入北汉大军背后，诏命护国（镇治河中）节度使王彦超从晋州出兵，切断北汉大军的后路。又命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义成（镇治滑州）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等大将为前锋，率部先行开赴泽州。自己也于三月十一日，亲率大军出大梁，北上迎战刘崇。
三月十八日，柴荣抵达泽州（今山西晋城），但未在城内停留，继续率军北上，当晚夜宿于州城东北。
而北汉主刘崇得知此事后，居然做出了一个很让人意料不到的举动——扔下潞州不打，绕城而过，直接就向周军迎了过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不仅是冯道等朝臣对柴荣没有信心，就连刘崇对他也是十分轻视，根本就把柴荣放在眼里，这才敢于把潞州这样的重镇甩在身后，直接去找他的主力决战。
三月十九日一早，两军的前锋在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境内相遇，柴荣传令猛攻，将北汉军的前锋击退。柴荣生怕这一部会逃走，立即传令全军急行追击。这个时候，刘崇已率北汉和辽国的联军抵达高平县内的巴公原，闻讯后传令将阵势列好，以大将张元徽部为左翼，以辽将杨衮部为右翼，刘崇自领中军坐镇中央。
柴荣率军赶到之时，北汉各部人马已经集结完毕，阵势严整，声势骇人。而柴荣因为追得过急，后军河阳节度使刘词所部未能跟上，以致在人数上要远远少于敌军，所以周军上下在突然遭遇汉、辽主力之后，无不惊惧不已。
此时的柴荣，还是显示出他超人一等的勇略，突遇大敌之后，并不惊慌，立即传令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率军列阵于左翼；命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列阵于右翼；自己则在宣徽使向训、殿前都虞侯张永德的护卫下坐镇中军。与敌军针锋相对，将阵势排好。
北汉皇帝刘崇向对面望去，发现周军人数不多，非常兴奋，对左右人说道：“早知柴荣只派来这点人马，就不必找契丹大叔帮忙了，今天咱们不但要击破周军，同时也要让那些契丹大叔们看看，咱们汉军也不是好惹的。”左右人听罢连连点头称是，纷纷表示今天一定要在刘崇的带领下，为国争光。
这时辽将杨衮策马扬鞭，来到阵前，观测一番敌情之后，又退了回来，对刘崇说道：“敌势严整，未可轻进。”
刘崇听罢不喜，一捋胡子说道：“时不可失，请公勿言，试观我战。”随后下令手下大将张元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