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春闱将近，王家上下为都将大姐夫李柏然的科考看做头等大事，特别是王富贵和张翠花两口子，对此更是重视的不得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但是在隋唐之前，想要为朝廷效命，将自己的理想抱负实现也不是那么容易，直到科举制度的诞生，才算是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个相对公平的上升之路。
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历经变幻。先秦时期的官员选拔，大都是依靠世袭制。
如果一个人在建国之初立下功劳，被封为大夫，往往在他死后，就由儿子来继承大夫的职位。当时，诸侯的封地叫做国，大夫的封地叫做家，于是中国古代有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不过这种世袭制有很大的弊端。一国之君，如果贤明那还罢了，如果昏庸，可就为祸不浅。一个平凡的傻子，最多不过是在家里乱搭乱闹，可一个国君，如果是傻子，就要祸害到成千上万人了。可关键还是，许多的昏君，不认为自己是昏君，反而把一些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的人当成是忤逆之臣，把一些奸邪小人，当成是国家的忠良。世袭制度，流弊广矣。
到了汉代，官员选拔主要靠推荐。推荐的主要名目是孝廉和秀才。汉代特别推重孝道，于是汉代的帝王多冠以孝字。
孝廉自然是尊敬孝顺父母的人，古人往往说，忠臣必然出自孝子之门，有一定道理。能够孝顺父母的人一般来说，也能够终于国家，爱护百姓。
秀才则是精通一些典籍，比如说儒家的经典，《尚书》《诗经》什么的。
相对而言，推荐为秀才的比较少，推荐为孝廉的比较多。翻翻《后汉书》，绝大多数官员出道，都是走孝廉一条路。为什么呢?因为孝廉比较好作假。秀才必须精通典籍，两人一聊天，彼此有多少墨水就清楚了。可是孝顺不孝顺，关键是看父母乡亲的评价了。可是，在历朝历代，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有人作假。在汉代，孝顺就可以当官，越孝顺就越越受到大家表扬，既然有实际的利益，那么父母邻居也就会参与造假了。于是，推举制度的弊端也出来了。推举过分的看重了考察者的正直公平。你说他是孝顺那就是孝顺，而没有统一的可以量化的标准。
到了隋唐时期，风气为之一边，科举制度的出现，可以说是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分为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其他的明法、明算等等都有专项考察。
而当时最受人看重的就是进士科。当时有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三十岁考中明经就算是年纪大了，而五十岁考中进士，那也算是年轻了。
据说，在唐太宗时期，每年都有八九百人参加进士考试，可是录取的有多少呢?不过是二三十人，录取比例不到3%，可远远比现在的高考，甚至是硕士、博士难考多了。而当时能够来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的，本身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
“科举”是一个含义丰富复杂，具有动态特征的词语。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约略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始于隋朝。
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300年之久。
科举制始自隋大业三年{607年}，十几年后的618年，大唐王朝建立，进一步完善考试机制，开科取士。从此，科举考试就成了天下读书人的进阶之路。
参加过高考的应该知道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有人得意洋洋一日踏尽长安花，就有人在“孙山之后”而羞惭与无颜。
为了让李柏然能够金榜题名，张翠花特地前去各个寺庙烧香请愿。光是香油钱就不知道花了几十两银子。
对于母亲的做法，王大锤不大认同，能不能通过朝廷的科举考试，靠的是考生自己的真才实学，而不是这些诸天神佛。
如果说真要是有什么捷径，那还不如去拜访打点一下本次科考的主考官，说不定还能起到作用。不过这个话他可没敢跟自己父母提，生怕他们一时糊涂真的做出贿赂考官的事来。
根据王大锤和自己大姐夫李柏然的接触，王大锤相信以李柏然的才学，只要不出差错，想通过这次科考应该问题不大。这个可不是王大锤信口开河，而是他特地翻看了最近几次科考的试题之后分析出来的结果。
为了让自己的大姐夫李柏然通过考试的把握更大，王大锤特意让秦怀玉帮忙找来了大唐建国之后的所有考卷，让自己的大姐夫李柏然进行参考。
同时王大锤还特意让狄仁杰帮忙辅导了一下自己的大姐夫，给李柏然按照以往的试题出了许多模拟卷，让李柏然每日练习。
在狄仁杰的细心指导下，李柏然进步神速，对于通过这次科考的信心增加了许多。
“大姐夫，后天就是正式科考了，你也该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那些书本试题暂时先放一放，让自己的身体适当的缓一缓，不必紧张。”王大锤看到自己的大姐夫李柏然临近考试了，依旧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满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