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鸿听徐文长这般说，也知这事有点麻烦。打又打不得，说又说不过。本来王本固是想要走手续，请朝廷下旨定夺，可自己来了之后，他也必然要有改变。谁让自己当初绍兴劫法场那事闹的那么大，王本固能不加防备么？要是王本固更狠一点，秘密处决，那就彻底无解了。
想到此，严鸿面上带着僵硬的笑容，头上却渐渐冒出汗水，一时沉吟，不知该如何处置。徐文长何等样人，早看出他尴尬，便道：“玺卿也不必过于担心，王本固求的是名声，若是把人弄死在监狱里，这搏名上可就差了几分。”
谭纶道：“怕只怕他受了别人蛊惑，兵行险着，那便麻烦了。要知如今咱们浙江官场，暗流涌动，敌友难明，王子民安的什么心，咱们谁能知道？前番汪直明明来投诚，王子民他能听到消息说是要倭寇入侵。现在玺卿来此，我只怕这老兄的耳朵里，不知又有多耸人听闻的消息进去哩。”
严鸿微微点头，手指头在桌案上敲击几下，忽然道：“为今之计，只有我亲自走一趟，去见见这王子民，看他是个什么居心？就算不能劝得他放出汪直，好歹别擅自杀了。”
胡宗宪道：“要去见他自然好，但如今非常时期，请玺卿不要带随身人马，下官提调一队标营人马保护你前去就是。”他保护是假，实际是怕严鸿以面谈为幌子，到了那直接讲打，试图把人救出来后。自己到时候想要补救都无能为力。因此干脆派自己的武装力量随行，控制局面。
严鸿轻轻哼了一声。心想你胡宗宪对我倒是提防得紧，就算老子要大闹监狱，又没调你的兵，你急什么？当然，严鸿毕竟有些地方还是纨绔做派。不是杭州地方官，他又没实际处理过地方行政，自然无从体会胡宗宪的心情。
严鸿一来京里有靠山，二来是过客，行事无所顾忌，完全能打了就走，谁能把他怎么样？可是胡宗宪如今靠山赵文华倒了，本来日子就过的提心吊胆。要是再让严鸿把王本固弄死，那他这个官也就算做到头了。
即使王本固不死，严鸿砸了监狱，劫走汪直这个事，首先就会闹到上面。以严家的为人看，他们肯定不会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多半到时候还会把自己当牺牲品丢出来扛灾，牺牲自己保自家孙子。
假如运气再坏一点。砸了监狱，汪直却给弄死了，倭寇大局登陆。照旧烧杀。那该来的麻烦全来了，自己平白添上一顶冲击巡按衙门的帽子，那才叫黑到家呢。
而且汪直的态度如今谁能说的准？要是他回归海上后，见到自己人强马壮，又在牢里生了一肚子气，直接指挥人马荼毒东南。甚至找夷兵助阵，到那时候，放走汪直就不仅仅成了千古罪人，也难以逃避一个勾结倭寇养寇自重的罪名。而真到了那一步，这个罪名不用说，必然是自己担，这种事谁做谁sb，因此对于劫囚这种事自然千方抵制。
另外来说，如今这杭州城内杀汪风声太过，胡宗宪自己其实也下不了决心。到了明朝中期，商人的地位已经不像洪武年那般低下，立国之初的户籍里本没有商籍，结果到了明朝中期，那些辗转于大明的行商，竟然硬生生弄出个商籍来，靠着商籍还能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比如有有位吕楠，乃是正德三年进士第一，嘉靖年礼部侍郎，著名理学家。他就著书说：商亦无害。但学者不当自为之，或命子弟，或托亲戚皆可。不然，父母、妻子之养何所取给？故日中为市，黄帝、神农所不禁也。贱积贵卖，子贡亦为之。商贾何鄙之有？
就以杭州为例，徽州来的商人控制着盐业，经营当铺、茶业，纺织业也有涉足；本地商人则公开制造大型海船，飘洋过海走私贸易，赚取暴利。在他们身后更站着国朝举人、甚至进士官员，官商一体，互为奥援。
这股势力，任谁也不能轻视，以胡宗宪的权势，也不敢跟商人直接掀桌子。他不得不权衡在得罪商人与牺牲海防之间，如何去取舍一个平衡，不过不论平衡怎么取舍，这公开派兵动武，劫夺人犯，肯定不在选项之内。
另外他还需要考虑一点，就是王本固对他的指责：养寇自重。大明官员一向有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毛病，包括剿倭问题，也往往是分片治理，而对于非本人管片的倭寇，则是睁一眼闭一眼，更有甚者，能干出以邻为壑的事来。
为了杜绝这一现象，也为了方便调度部队，在严家的支持下，胡宗宪如今身为浙、直总督，节制东南兵马，江南各省部队都受其节制，并且浙江不设巡抚，怕的就是督抚争权。不过自来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他总抓兵权、财权，必然会引起不少人的眼红，更别说天子的猜忌。
他虽然在私生活方面，收受贿赂，奢侈铺张，也颇做了些不那么光彩的事。可是在政务上，那养寇自重，贪恋兵权的指责，他可万万扛不起。甚至说严重点，剿倭失败了，靠着严家的关系，为官多年的积蓄，上下疏通，还是有希望落个丢官罢职。若是在皇帝心里留下自己贪恋兵权、养寇自重的印象，那么等待自己的就是人死族灭了。也因此，他在这件事上格外的小心谨慎，不能保持立场，也就丝毫不奇怪。
而在历史上，也是因为胡宗宪胆量不足，当汪直被捉后，面对同僚的压力，以及玩夷养寇的指责，清查提编银钱去处的奏折，他不敢承担这种罪名。只能选择了妥协，上本附议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