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中国史料中，对杨镐记载为何全面与杨镐不同，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身为非东林党的杨镐在萨尔浒之战败了，使得后来簒写明清官方史书的东林党人，可以将责任推卸。
不过，萨尔浒之战可以推托，但杨镐在朝鲜的战绩却不可推托，而正好丁应泰的奏疏把杨镐黑了完全，所以东林党便干脆用春秋笔法，对于杨镐的功绩忽略削弱，甚至于转嫁到他人身上，而对于杨镐的劣迹，则全然照抄沿用丁应泰的奏疏。
同时，那些东林党人对朝鲜的辩诬视而不见，更不提万历皇帝事后起复杨镐的主要原因，毕竟，万历皇帝在他们笔下就是个不上朝的昏君，是明朝亡国的始作俑者，要是给他在史书上留一个不问青红皂白，就起复一个讳败为胜、总打败仗呢将领的话，那岂不是更能证明万历皇帝是一个大大的昏君吗？
如此一举两得之事，东林党自然要卖力簒写史书了，就这样，后世中朝史料里，关于杨镐的记载，完全两个人，从名将到无能者，就是这么简单的写入历史，并为后世所记。
当然，丁应泰乃是浙党领袖赵志皋的门生，东林党却愿意在此事上，为丁应泰洗白，除了因为政见原因，剩下的也就是因为东林党的前后两位大佬郭正域和钱谦益对丁应泰的照顾。
说起郭正域，他可是东林党的老前辈，虽然名声上不如李三才、顾宪成等成立者大，但东林党能有后来的权势基础，却是离不开他的。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修撰唐文献同为皇长子讲官。
当时的皇长子自然便是一直被万历皇帝压着，不封太子的泰昌皇帝，换而言之，郭正域便是泰昌皇帝的老师，是泰昌皇帝受冷落时，一直在他身边的亲信之人。
那时，在叶向高还没入阁前，东林党能够维系和泰昌皇帝联系的，就是郭正域。
没有郭正域当时联络朝外东林党人，对泰昌皇帝的支持，绝不会有东林党的后来，所以，其人在早期东林党地位其实很重，只不过死得早，否则说不得还能入阁，甚至做内阁首辅了。
而丁应泰与郭正域交好，再加上当时东林党势力还没有到和浙党对立的地步，所以他们才会沿用丁应泰的奏疏，而不敌视。
至于之后，东林党和浙党对立，恩师是浙党大佬的丁应泰的言论，之所以还会被沿用，那却是之后，另一位东林党大佬钱谦益的帮助了。
自始至终，东林党都不愿意打仗，他们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供他们肆意享受权利的大明，而不是连连打仗，局势失去他们控制的大明，正好自万历三大征后，大明国库枯竭，正好符合他们休养生息，谋求稳定的策略，因此，在明廷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东林党后来掌权，一直都是主和派，打着招安为主，剿灭为次的策略，无论是面对建奴，还是流贼，都是如此，所以对于当时援朝之时的主和派，东林党一直是抱之同情的。
这一点，从当时为了主和，刻意欺瞒明廷的沈惟敬身上便可看出，因为钱谦益在他后来所做的《东征二士录》与萧应宫的墓志铭中，均表达过对沈惟敬的同情。
《东征二士录》是钱谦益为冯仲缨与金相所做的传。
此二人在壬辰战争期间曾经受命于宋应昌与加藤清正谈判，在碧蹄之战后回到明朝。
冯仲缨最后在北京读书卖药终老，而金相则在叙功时遭到官员勒索，不得奖赏，最后终老于北京。
钱谦益在表达对此二人的同情时，又谴责了明军在朝鲜战场作战不力。在谈到沈惟敬议和时，钱谦益则说：“事垂成而败，石司马与惟敬皆论死。”
字里行间，钱谦益都流露出对议和失败的遗憾。
而在萧应宫的墓志铭中，钱谦益更直接表达了对沈惟敬的同情与赞同，大有沈惟敬之死为枉死之感。
钱谦益不仅同情沈惟敬，更认为沈惟敬对于结束战争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钱谦益看来，沈惟敬之死，是因为其议和作用太大，主战诸将怕功劳被抢去，于是构陷沈惟敬，望其速死以邀功，掩盖自己作战不力的事实。
钱谦益对于沈惟敬多有溢美之辞，而且这种赞扬与同情，都是建立在虚假史料上面的。
在《东征二士录》中，钱谦益对平壤大捷的记载，多有不实之语，认为李如松攻下只是一座空城。
而在萧应宫的墓志铭，钱谦益则夸大了沈惟敬手书的作用，忽略了稷山大捷，可实际上，解汉城之围的，不是沈惟敬的手书，而是杨镐的稷山大捷。
当然，真实历史上，投降螨清钱谦益的人品节操，就有污点，即使他后来翻然悔悟，四处奔走抗清，干的最好的就是帮助他的弟子郑成功攻南都，可惜，因为郑成功的自大，功败垂成。
而在当时，人们因为钱谦益投降而编的“水太凉”和“头皮痒”的段子，事实上这两段话，钱谦益都没说过，不过是同时期的人见当时身为江南文宗的钱谦益投降，而刻意编段子，讥讽他投降的污点而已。
说起来，钱谦益本身也治史，但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又如此不严谨呢？
这除了和明朝的党争有关，也和东林党投降螨清之后，刻意洗白有关。
东林党投降螨清，自然不会把明朝灭亡推给自身，只能推给明朝的腐败，而东林党最恨的万历皇帝，恰好又不怎么爱上朝，在任时连连征战，搞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