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扎根山乡的第十个年头，父亲放弃了继续寻找、等待爷爷归来的举动，选择和母亲结婚，选择在一个叫坪头村的地方彻底安下家来。那年，父亲二十六，母亲十九，相差了整七岁，却终于苦尽甘来。
也就在第二年，坪头村，村西头靠近沟渠的一条深巷子边，破瓦矮屋的一间屋子里，“哇”的一声，年轻的母亲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儿，也就是我——张德芳。
坪头村建在一条河渠的两旁，绵延数里，向上蔓延至半山腰，是坪头乡下最大的一个村子，那时少说也还有四五百人。但经过一次抗日，我却几乎是那段空白时期里，最早出生的一个人。所以，跟我玩的同龄人中，一直便属我最大。
坪头村一直便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大灾之后，我的出生，还是给人带来不少希望，村里人对我的关爱可比后来的女孩们多很多了。而且，可能因为父母过往坎坷的经历，他们对我要显得更加疼惜一些，生怕再受到什么伤害。所以，我出生后，就像被包裹在一个充满关怀的胶囊中，度过了无数个没心没肺的日月。
我曾努力结合父母给我的记忆，回想自己最早有印象的那些场景，可最终想起的，大多已不太确认那是否真实发生，还是我根据描述幻化而来。不过，我依然刻画出了那样一个场景在脑海，将它当做了我最早的记忆：
那大概是我三四岁左右时，家里仅东厢房勉强修复完好，院子里堆满了各种杂物，我站在门槛前向外张望，看到挑着扁担进院子的父亲，高兴的往外奔跑。父亲那天担着刚从山里采回来的石头，应该是很累了，但我却不懂这些。我扑向腿已虚弱，尚未站稳的父亲，竟直接将刚调整好筐子避免将我碰到的父亲撞倒在地。
随着石头重砸在地上的声音，父亲也喘着粗气趟在地上，双脚还将我勉强护在腿间。我惊吓着探出脑袋向前看去，正好和抬头相视的父亲对了眼。接着，记忆里就只剩下了父亲带着咳嗽的爽朗大笑，和母亲略带焦急的嗔怪。
小时家里的房子，从我出生后，就在不停的抽空修建着，只是进度很慢，慢的我都忽略了它究竟是何时才真正建成。其实，相比同时期的村里人，抗战后的几年，各家虽都欢欣，却并无多少精力去盖房，有个能容身的茅屋便也能凑活。可后来，等村里人缓过劲儿来，都在重修院落时，父亲却还在一担一石的维持着进度，连村里人的好意帮忙都拒绝了。
和父亲有一样打持久战念头的，还有我的姥姥。
在我四岁时，姥爷去世了，父母曾多次劝姥姥搬来和他们一起住，可姥姥不肯，一个人守在破旧的大院里，说，那儿的家她还没住够。
姥姥对过往的执念很深，与父亲重修院落不同，姥姥几乎是对房屋在作复原，每一砖一瓦，都要按着印象去做。父亲说，那是姥姥心理的一个执念，每加一瓦，内心的伤痛便会减去一分，放手让姥姥自己去做，她才会觉得开心。
所以，日后我每次去到姥姥家，便几乎都能看到她对着砖石在用着心。不过，父母也并不完全放手不管，该有的安全措施和料材，父亲都会提前备好，并由我这个无事的小监工，时时盯着。当然，若有什么大工程，也还是需要众人一同帮忙的。
我就是在那样一片残破的废墟中长大，绕着满村子都在修葺的院落里来回奔跑，听他们让我小心的吆喝声，听砖石压在泥浆上的啪叽声，那像是给我自己所盖的一座庞大迷宫，每天都快乐的不能自已。
而事实上，打我记事起，村里的人们便都已是一副乐天派的面孔了，希望总是抹去伤痛的最好办法。
那时的条件现在想来其实很苦，只是当时我们并不觉得。我曾每每要跟着父母去山里挖野菜，连翻几座山头，都只能挖到一小筐，走的又饿又累，回来却也只能喝口多加了菜的小米饭。遇上灾年，若连野菜都挖不到，吃没了积攒的粮食，冬日里也会有饿死的人，但我们都相信这些日子会过去，所以，让人惊异的是，那时竟没人会觉得那是一件多么需要令人过分悲伤的事。
除了那些事，我当时还常沉迷于，在村子的各个角落里翻找钱币。门槛下、院墙跟、大树旁、石磨中……也不知他们明明视若性命的钱币，却为何洒落的好像到处都是。初时，我知道钱币能买吃的，便开始留意翻捡，后来竟也攒了大半钱罐——母亲说，我要攒着给自己当嫁妆。
捡钱币，让我开心了好久，但听说陆续有人挖出了前人埋下的好几箱银元后，我竟看不起自己去一个个捡钱币这样的行径了。所以，我加入了村里挖宝藏的大军，但最终一无所获，也便慢慢丧失了那样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