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末年先帝曾征伐高句丽，水师因风暴而葬身大海，陆路大军因粮草不继而延误战机，不得不撤，远征军尚未进入高句丽便以失败而告终。这次东征吸取了教训，做足了准备工作，倾尽了国力，其根本意图就是要确保胜利。因为要确保胜利，军事策略上就必然求稳，既然一心求稳，那么段文振的“斩首”战术当然不会得到皇帝和中枢的认同。既然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都不能认同段文振的策略，那么可想而知，在博弈空前激烈的军事决策的拟制过程中，段文振的这一风险极大的策略理所当然被否决了。
段文振的策略被否决了，人也随之离开了中枢，这从段文振以左候卫大将军的身份到前线统军就能看出来。他是兵部尚书，是决策层的核心成员之一，无论是国事决策还是军事决策，他的意见都非常重要，但是，皇帝和中枢为了确保东征期间，决策层以一个“声音”说话，把他暂时“驱逐”了。
段文振显然很固执，坚持己见，甚至在临终表奏中都没有动摇和放弃自己的主见。段文振宁折不弯的性格，或许也是他被皇帝和中枢临时“逐出”决策层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存在肯定会增加决策层的矛盾和冲突，这显然不利于东征。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如段文振所料，从强渡辽水开始，远征军就事事不顺，厄运连连，尤其十二大卫府大将军之一，皇帝在军方的绝对亲信，江左名将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战死辽水，更是给此次东征蒙上了一层阴影。
麦铁杖的死，源于浮桥的搭建工作非常不顺利，而浮桥之所以搭建受阻，则源于辽水暴涨，而辽水暴涨是因为春雨连绵成灾。段文振在遗策中已经预料到辽水要暴涨，攻击难度会增加，所以他告诫皇帝，行军速度一定要快，渡河时间越早对远征军就越有利，但各路大军的行军速度快慢不一，错过了最佳的渡河时机，以致于东征初战不利。辽水是顺利渡过去了，远征军的士气却因为麦铁杖的死而遭到了迎头一击。
接下来更糟糕，一座辽东城，两个多月都没打下来，彻底延误了战争进程。
远征军之所以迟迟未能攻克辽东城，首当其冲就是决策上的错误。决策层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总是打算以强大武力来迫使高句丽人无条件投降，总是没有以战争手段来实现东征战略意图的决心。高句丽人的确害怕了，要投降，使者纷至沓来，天天谈判，天天议和，然后谈判破裂，远征军再打，然后再谈判，如此反复，结果时间耽误了，远征军士气低迷了，城池当然打不下来。
决策层的这种做法，让远征军的将士们都知道皇帝和中枢在虚张声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东征即便胜利了，也是决策层的外交手段运用得好，功劳主要是政界大佬们的，他们吃肉，军方最多喝点汤。可想而知，这对远征军将士们的士气打击有多大。
战局的发展又被段文振说中了。高句丽人阴险狡诈，以投降谈判来拖延时间，皇帝和中枢中计了，虽然六月十一日皇帝在辽东城南战场上怒气冲天，把军方统帅们骂得狗血淋头，但军方统帅们同样在心里也把皇帝和中枢骂得狗血淋头。这是你决策错误，与我军方无关，如果你当初决心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渡过辽水后坚决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谈判，一路攻城拔寨，直杀平壤，何以会陷入今天的被动局面？现在雨季来了，高句丽境内的大小河流即将暴涨，远征军能够实施攻击的时间所剩无几，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从军事角度来说，今年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只有等待来年了。
皇帝和中枢迅速做出了新的决策，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坚决以武力摧毁高句丽。
皇帝和中枢命令军方马上根据这一决策，拟制出新的攻击策略，要求军方必须在冬天来临前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赢得东征的胜利。
决策层态度的转变，是军方愿意看到的，这符合军方的利益，但决策层态度的转变力度太大，由之前的一味求稳，转为现在的行险一搏，让军方倍感不安。
在商讨攻击策略的过程中，尚书右丞刘士龙，兵部侍郎斛斯政、明雅等中枢官员，理所当然服从皇帝和中枢的决策，决意在冬天来临前结束战争，如此一来段文振一击千里的“斩首”遗策，就成为首选之计，但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左候卫将军赵孝才、左武卫将军崔弘升等一大帮军方大佬持反对意见，因为当前战局已不具备实施段文振遗策的条件，如果不顾实际，非要实施这一计策，必有败北之危，所以现在“求稳”的反而是军方。
于仲文等统帅建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攻克辽东城，再在雨季结束后攻克高句丽中部重镇乌骨城，然后在冬天来临前陈兵鸭绿水。此计的好处显而易见，陈兵鸭绿水，可确保来年春天远征军以绝对优势拿下平壤，而高句丽人在亡国重压和财赋穷竭的双重打击下有可能无条件投降，如此一来，如果因为东征时间延长导致国内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皇帝和中枢亦可接受高句丽人的投降，政界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