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和朱憙的分岐虽然不算是小，但双方的大前提却是基本一致，就是通过个人修养的提高，使自己达到圣人境界。只是双方实现这一目地的方法不同而己。因此双方的观点虽然对立，但却还能够互相欣赏，甚至是彼此兼补所长。
真正与朱熹的学说无论是思想、目地还是观念针锋相对的，其实是陈亮功利学说。
陈亮所持的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经世致用，因此在根子上对朱熹所主张的天理性命之学是对立的。正所谓“君子不言利”，在利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舍利而取义，这是宋朝的士大夫，也是任何一种儒家学说都必须尊守的一条最传统的lún_lǐ道德。因此在陈亮之前，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把功利提升到一个明确的位置，而陈亮不仅提岀功利之说，而且将致用的目标彻底地具体化，那就是中兴复仇，致达王道霸业的目标。
但这种观念，自然会受到朱熹的排斥。朱熹并不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对事对人的涵容量都不够宽洪，这一点远不及吕祖谦。而陈亮更是居材自负，激扬踔励。按说这样观点迥异的两个人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结成朋友的因缘。
而这一次恰恰又是吕祖谦从中穿针引线，才两人对对方的学说和为人有了一些俱体的了解。因此在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职务，到浙江视查衢州和婺州时，陈亮也专程赶到衢婺之交的地方，拜访了朱熹。成为两人的第一次相见。
这一次两人盘桓了十数日，相互之间对各自都有了一番更新更深的认识。也使得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有了许多改善。朱熹发现陈亮不只是一个尚气任侠、纵情酒色的性情中人，还是一个学问渊博、见识深刻的学者，才气识略确异流辈，是可以和他讨论问题的；而陈亮也发现朱熹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只会死读书、空谈性命道理之学的腐儒，也有收复失地，中兴大宋的一腔热情。
于是两个人跨越了不相思，以相互理解为基础，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个人内在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因此尽管后来两个人见面不多，但还是进行了多次通信论辩，因为这场论辩核心內容是“王霸”与“义利”，因此两人的论辩也被后人称为“王霸义利”之辩。
直到后来朱熹被朝廷罢职，随后金军南侵，孝宗殉国而崩，大宋一度处在亡国的边缘，而陈亮又在辛弃疾的引荐下，做了杨炎的幕僚，投入到大宋复国的战斗中，两人的这一番通信论辩才算暂告结束，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却并没有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友谊，这一点看颇像当年的王安石与司马光。
在大宋复国之后，陈亮出仕在新朝廷中，担任了赵忱的侍讲兼制诏，并且还向赵忱大力推荐朱熹，才使朱熹也能够重新得到朝廷启用，两人又成为一殿之臣。随着钟山书院的成立，两人又同在书院教学授徒，几乎天天都可以碰头，那么再度开论辩自然是再所难免的。
朱熹的观点就是王道与霸道，义与利是本质不同的，就好像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一样，只有“王道”才是正道，只有“义”才符合天理，才能成为盛世，而“霸道”是邪途，“利”是人们心中利欲之私的产物，并不直得推崇；因此明确提出：尊王贱霸，重义轻利。 而陈亮则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可分割，道德与事功是统一的，道德应见于事功之中，因此王道就是霸道，义与利也可以双行。
可以说两人的观念截然对立，绝对不可能调合，因此两人从上三代辩起，以至汉唐以下，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都希望证实对方是错的，自己才是对的。
朱熹列举程颢所说过的“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的话作为自己的论证，并道：“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有，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
按照朱熹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尧、舜、禹三圣的时代才是完全没有私心，才是符合天理的王道时代，而汉唐以来的后世帝王，既使是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帝王，只是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因此都不能算是有道徳，有功的人。
而这种观点在陈亮看来则大不以为然，他列举的出：“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这段话中，陈亮明确指出，汉祖、唐宗既然能够建立国家，而且又传之久远，其中岂能全无“道”的存在吗？也就是说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就是有道，而这样的人就能称为有德君子。
在这一点上，朱熹自然不会赞同，他认为：“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