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奏疏中杨易说长远的事情暂时不论，但近期来讲，契丹仍然有西侵的可能，而如果要防止契丹铁骑进入燕蓟平原。成本最少的办法是以攻为守，即趁着辽人内乱以骑兵东进。扰乱辽国的布局。
这个说法，就让执政们难以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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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杨易又提出了国防第二弊：海防不力，这一条却和一直以来张迈与文官集团的矛盾有关。张迈重海事，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只是中原百废待兴，尽管天策十年的岁入达到划时代的两千三百万贯。但收入固然多，花销却也同样巨大，可以说处处都需要钱，运河的整顿、农村的安抚、新疆域的免税，都要花费大量的钱粮。在这样的形势下，张迈还要开拓海务，在范质等人私下的议论中便被视为好大喜功，因此竭力抵制。
这几年天津与登州的私家船厂发展蓬勃，反而是隶属于官家的船队少有更易，船队的主力军还是赵赞带来的那些船只，新开发的舰艇——尤其是战舰的开发与投入，都受到文官集团的层层抵制。
文官集团的意见非常尖锐——如今的天策唐军海上几无敌手，在财政还不算宽裕的情况下，造这些战舰做什么？保留一点兵力能扫扫海盗就可以了。面对范质等人的激烈反对，张迈当时也找不到有力的理由来加以反驳。
针对这第二弊，杨易的想法要增加海事投入，增造战舰，选募水手，而且由于海线漫长，敌可择点做贼，我难千里防贼，所以不但要能做必要的近海防御，最好是能以海船出境，压制所有可能威胁到大唐港口的外港，占据各条航道上的重要据点，在渤海定点定期地进行巡海，达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
至于杨易提出的国防第三弊，是人无战心。这一条听起来就玄乎了，杨易这封奏疏的这一条在很多文士听来几乎就是在骂人。因为杨易说对河北人来说，目前的和平与繁荣来得太过轻易，以至于很多人都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这导致如今都中的氛围，要么就轻视战争，要么就不懂战争，而这两者又互相作用，轻视战争的人觉得托庇于天策唐骑的荫庇之下已经天下无敌，就是战争也是自己打别人不会是别人打自己，不懂战争的以为国家已经一统，战争是很遥远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以这样的心态，如果一旦战争忽然来临，只怕燕京的人心很容易就会有涣乱之虞。
而针对这第三弊，杨易认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了，因为这是警惕心的问题，不经历过战争的人不会真正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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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易的奏疏发到西山后，郭汾下到幽州让群臣议论，奏疏一公开，满幽州城登时几乎就要炸开了，尤其对杨易奏疏中的“解决办法”，文官集团无论是其长远对策还是近期对策都极力反对。
反对最卖力的李沼主要是从义理上进行驳斥。认为杨易的许多提议都是以国防为名，实际上则是穷兵黩武，想要将本该逐渐马放南山的兵事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他认为国家既然渐入承平，就应该转变一下思路，不要整天想着打仗的事情。辽东那边可以“徐徐图之”，但占据航路、压制外港。就纯粹是劳民伤财了。
范质则是务实得多，他下令让审计司的人，按照杨易的提议，算了一笔账，结果发现要实现杨易的长远主张，打造新型战舰、占据航线海岛，初期的投入至少就是两千五百万贯！这已经接超过国家一年的全部岁入了！而之后的船只维修、兵员维持和航线据点的投入，每年至少又要增加三百万贯到五百万贯的财政投入！
一看到这个无底洞一般的数字，所有和财赋有关的官员登时脸都黑了。至于纠评台监察领域的御史更是大声责骂。
至于冯道，他的心思则更加深入，但表面上看来他的主张就是和稀泥，冯道没有公开发表看法，只是在给学生讲论时品评了一下杨易的奏疏，认为天下之治，文武两道一张一弛，之前天策大唐能够建立那么大的功业。靠的就是武勋，但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能仍然用马上的那一套来治理天下了。他认为，现在的国家是应该休养生息的，而且对一个国家来讲，休养生息三年五年是不够的，至少得是一代人。
燕京刚刚涌现的报纸，各种茶楼酒馆的说书场合。以及许多纠评御史聚集的地方，这些天几乎可以发出声音的地方就有人议论这些事。
虽然其中也不是没有拥护杨易的，但拥护杨易的大多数是武人，这些人打仗是好手，议论时局却不是好嘴。河北山东的读书人，从义理、实务、历史、兵法，引经据典，层层剖析，以证明杨易完全就是错误的。最后整个社会舆论的风向，基本就处于一边倒的状态了。
最终翰林院、政务院总结之后，给郭汾的答复，那就是“朝野舆论，莫不以为非也”作为定论。
虽然郭汾不是很同意这个说法，但杨易的这封奏疏，还是很快就淹没在燕京的一片吵吵闹闹之中，在被舆论打倒之后，再也无人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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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策十一年，仲夏。
一直七拼八凑的船队航行在渤海上，这支船队只有两艘武装楼船，其余就全部都是改装了的商船，领兵的竟是萧辖里，他的副将则是杜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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