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初义，原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译，现在也常用来指称同种文字之间的古文今译。只是两者有着明显区别：同种文字的古文今译，主要用来克服古今异言的障碍。只含古今的时间因素，所以有时与注兼行而称注译或译注;不同语种之间的对译，则是兼含地域因素的。这里所说的翻译，指的是后者。
在我国，此类翻译早在《周礼》中就已见记载。《周礼.秋官.司寇》有这么一段文字：“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亲和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意思是说，象胥是负责与周边蛮夷、闽貉、戎狄之类藩国交往事务的官，他们要负责传达王所说的话使周边藩国明白，以此密切王和藩国的关系。如果有使者来到王国，就要做好有关礼仪的协调和语言的翻译工作。
文中所说的“与其辞言传之”。就是现在所说“翻译”的意思了，“象胥”便是最早的翻译官，“象”就是最早用来表示翻译意思的术语。只是当时所翻译的还只是周边藩国的语言，其范围大致与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和方言区相当。
那时除了“象胥”和“象”用于表示翻译官和翻译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名称，《礼记》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表达他们的意思)，通其欲(了解他们的想法)，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di)，北方曰译。”这“寄”“象”“狄鞮”“译”就是当时负责翻译东、南、西、北四方民族语言的翻译官名，也可作翻译术语用。四者合称的“象寄译鞮”，也是用来指称翻译的，或省称为“象寄”“象鞮”“象译”“译象”“译鞮”等。
其中，以“象”和“译”的使用面最广，为当时通称翻译意思的主要术语，既特指对南方和北方民族语言的翻译，也常用来通称翻译。和“象胥”一样，翻译官也有称“译胥”的，后来多称“译官”。“译”原是“易”之音训，贾公彦疏《周礼.秋官.序官》“北方曰译”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所以“译”就是指语言转换变易的活动。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汉武帝通西域之后的佛经翻译，即古印度梵语翻译。然就文献记载而言，目前所见最早的“翻译”用例，是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下.佛驮什》的“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那时也有单用“翻”的，如北周庾信《奉和法筵应诏》的“佛影胡人记，经文汉语翻”。这“翻”就是“译”，就是“翻译”。
从佛学史看，第一个翻译佛经的，是古印度高僧迦叶摩腾。他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与另一位印度僧人竺法兰，应邀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次年就在城西汉明帝新建的白马寺，合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汉译佛经之始。这以后大约又有一百多位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学者，从事佛经翻译，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龟兹(qiuci，汉西域国名，今新疆库车一带)的鸠摩罗什，他翻译了《法华经》和《金刚经》等很重要的佛经。…
一些本土西行求法的僧人，也有从事佛经翻译的，最著名的是东晋法显和大唐玄奘。法显西行求法历时十五年，在公元412年七十几岁时带回大批经典，从此潜心佛经翻译。玄奘西天取经历时十七年，于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后也专事翻译，共翻译了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经翻译史上的集大成者。
所以，“翻译”一词的形成，与古印度佛教关系密切。早期我国翻译的主要内容，就是佛经。直至晚明西学东渐时，才开始较多地转向欧洲的天文、几何和医学等新科技方面的翻译。“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是与翻译密不可分的。
语言的由简到繁社会生活的进化一般都是由简到繁的，语言也就随着越来越繁，这自然是文化发展带来的变化。女孩子长到十六岁，就是年方“二八”。男人长到三十岁，说是到“而立”之年，到六十岁就称“花甲”了。这都是因为念过书，书上是这样写的。形容美女写的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方便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考试失败说是:“名落孙山”。冒充的，说是:“滥竽充数”。见惯了，说是:“司空见惯”。自高自大称“妄自尊大”，“夜郎自大”。妇女生孩子，生出男孩说是“弄璋”，生出女孩说是“弄瓦”(古时原始的纺锤叫瓦)，这样说法才显得有文化、文雅。一般老百姓说话也同样是越来越复杂。因为旧社会当兵的常欺压老百姓，老百姓对“兵”字，多无好感。于是，人们就把兵字拆开，叫“丘八”。有时叫“丘八爷”，带有轻蔑、讥讽之意。骄傲自大说是:“翘尾巴”。这些都是常听到的。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将在未来200年灭绝。平均每2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统计，世界80的人讲83种主要语言，剩下6000多种语言绝大多数从没有过文字记载，没有字典、书，都找不到它们的资料。一切信息只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因此尤其脆弱。
语言的死亡通常有两种方式：1、说这种语言的人消失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