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纬这几天认真地研究了局势，发现这局势复杂，暗潮汹涌，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前世学习的晚清的历史。不论如何，该来的总会来，事业已经起步，未来他要走好自己的脚步，带着周围的人抵御暴力侵害，安稳生活。
他比父亲想的远多了，他未来要为更多的同胞做事情。这个时代，人分三六九等，石家这样的在老家还算是过得去的人家，在天津啥也不是，谁都能欺负。
他可以埋头在蓟县山谷做鸵鸟，可要是和外面打交道，有钱无势，在这个官本位的社会里，那可就是肥羊。为了做事方便，宗纬需要官方的身份，除了攀附权贵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捐官。
自己年龄还小，年纪轻轻不适合捐官。他准备给黑序龙捐了八品文官的候补县丞，给王德成、韩近来都捐了七品武官的候补把总。三个傻小子都是乡下出来的泥腿子，听说公子给他们捐官，感动得不要不要的。宗纬觉得黑管家是个有见识的人，比父亲还要晓事，就私下里找黑管家商量。黑管家听说给他儿子捐官，还是七品文官，心中这份感动无以言表。
捐官就是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史书记载“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之，此后到西汉时，则形成制度，以下唐、宋、元、明都有捐纳，到清朝此风最盛．官员中就有不少是捐纳得的官。捐纳制度在清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对捐官的人无任何限制，地主、商贾且不必说，连流氓、盗贼等也无一例外。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这些当然属于政府行为，且收入都归国库，至于卖官鬻爵的个体经营，在此不论。
到了清朝，捐纳成了与科举相互补充的一个重要制度。既有例捐，也有常捐，且统一管理，明码标价。人们捐的是红顶、黄顶、蓝顶等官帽，而没有黑顶。捐纳越来越泛滥，多的时候60的官员都出自捐纳。此外，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和穿官服的待遇，甚至可以捐国子监的监生，也就是所谓的花钱买文凭。
捐纳现象之所以大行其道，与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强烈官本位意识意识有着莫大的关系。权与贵本就连在一起，加之最高权力者从中亦能分得眼前的大头利益，因而成为赤裸裸的制度安排也就不足为奇了。客观来说，捐官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封建体制内大体是作为补充财政的权宜之计。捐官相对于科举这个当官的正途，也多被称之为异途。一般读书人不大看的上通过捐官上来的人。
清朝是把捐纳作为国家制度下的正常升官途径的，其他朝代虽然有，但是都不如清朝这样成系统，而且作为国家一项重要财源来组织经营。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因此仅仅山西一省当年1年内捐县丞1万2千人，甘肃半年弄了了1万7千人；雍正年间督考国子监，结果1万多监生里面9千5百余人不及格，甚至接近6成人交白卷。乾隆时期规定白米20石可捐县丞1个，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嘉庆晚年间国库空虚，捐生人数捐到了22万。雍正清朝的捐官凭证的3个模范总督，李卫是捐纳出身，鄂尔泰是祖宗余荫，田文镜是监生出身，竟没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
捐纳之风如此猖獗以致清朝后期官场内几无净身士人，前期正牌子进士、同进士出身的正途官员是不与纳捐的异途官员一起排班站立的，但到了后期自然而然就没有这种禁忌了，原因就是因为拿钱捐官的人太多了，一眼看去密密麻麻几乎都是花钱买来的顶戴。实际上通过捐官，官府得到的钱财有限，却社会管理秩序弄乱了。清末有皇帝看到了这种弊端，曾经想禁止捐官，却遭到了官僚的一致反对，可见捐官已经形成了利益链，很难禁止。
天子脚下，办理捐官格外方便。黑管家熟悉这捐官的流程，他在逸峰这边请了假，带着李来郭到了京师。通过老乡的关系他找了家殷实的店铺，兑了银子，请这家店铺代为办理捐官手续。店铺的老板叫许成栋，是个大胖子，人却精明能干，官面上熟络，捐官这类事做过不少。他拍胸脯表示尽快办好。
捐这三个官，各种费用加起来，宗纬花了7000多两银子，虽说有些肉疼，可是这个时代没有个官身，做事就难了。这三个捐官的事，宗纬对家里人目前守口如瓶，逸峰也不知晓。原本宗纬要给父亲捐个大些的官职，满足一下父亲的虚荣心。后来考虑到大家庭规矩大，过早暴露实力惹麻烦，暂时就没有去做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