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即便是在后世，实际上也有不小的争论，在关于国有资产改革的两种派别中，一派认为是“购买者”的良心坏了，低价购买国有资产，想占国家的便宜，至于这场交易中的把主持“卖”给购买者的“政府”好象并没有什么责任。这里的问题是：所谓贱卖者，有买无卖不成交。既然贱卖公共财产是一种罪恶交易，怎么能责买不责卖、责商不责官呢？提出所谓“大政府主义”，就不怕权力越大的官员越有能力贱卖国资？另一派则认为：官员责任太大，而权力太小。现在许多产权交易不顺，不是因为官员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因为他们缺少流失这种资产的权力——他们“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
而国资流失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卖方常常并不力求高价。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也很简单，一是因为卖的不是他自己的东西，说句不好听一点的话，价格多少根本就不是官员们所在意的。二则是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公众监督不了这种权力，也过问不了价格。实际情况可能是一个很可笑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官员没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他就没有什么动力去勇于负责，积极推进产权改革，于是本来并非贱卖的价格他也不接受，一些该卖的国企就没有卖掉。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得给他好处，而且这好处必须大于他可能冒的风险。当好处大到一定的价值时，他就不害怕承担责任了。明白了这一过程，就可以断言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在卖而不在于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只要治好了官这方面的问题，那些民营企业就算再有所谓的资本积累原罪，也不会有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之说了。原因很简单，你想贱买，我不贱卖，你能奈我何？而如果治不好官的问题，民企再原善也无济于事，道理更简单，你不行贿，你出价再高，我也卖给别人。
经济改革的一个著名口号是“放权让利”，可是由于种种弊端，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下，往往出现放弃责任易，约束权力难的现象。结果是“放权”变成了“弃责”，甚至在后来的权力部门“创收”风中，发展成为一面放弃公共服务的责任，一面却利用权力设租索贿“与民争利”。“放权让利”就这样蜕变为一种“弃责争利”的模式。
当然，这些东西徐君然肯定是不会对朱泽成讲的，因为人的地位和身份有时候真的决定了他的眼光能够看多远。同样的话，徐君然跟京城的几位老爷子说出来，人家会说他是目光远大，而如果告诉富乐县的这些领导，人家会说他胡言乱语。
说到底，位置决定了地位，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
想了想，徐君然看向朱泽成，认真的说道：“书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咱们跟着上面的意思走，不就完了？”
没想到朱泽成苦笑了起来，无奈的说道：“要是上面如今也是一团乱麻呢？”
这一下，轮到徐君然目瞪口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