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早在四月颁布了《报纸条例》。但是梁启超和周希哲均是法学大家，钻空子是他们的“天性”，不就是向警察局报备吗，没说报那一级。于是《新民报》向沙洋警察局，也就是黄光平报备。
《新民报》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国体的讨论，但是激化社会“矛盾”作用一点都不小。
六月，吴贯因带着家属来了，也住进了一号院。新民六月刊刊登了沙洋县民营经济、集体经济、官营经济的实际采访，分析其优劣。这一部分是吴贯因联合郭华的经济政策研究所整理出来的。同时六月份陆续受到了过去《庸言报》编辑，还有康有为等人写来批评稿件，主要是批评《新民报》向世俗献媚，语言粗俗，文体不堪，逃避国体问题，失去了作为文人应该有的风骨。梁启超选刊了一部分关于国家体制问题来信。直接回答说“国人多空谈议论，少有调查研究，此非国家之福也。吾曾言少年强则国强，今新少年即未来新国民，少年语言用字习惯，必将成为未来主流，为新文化之本，吾不愿背道而驰。少年重调查，重实干，往返乡间，与民同住，与民同劳，以探索改变国家之根本。吾老矣，不能亲为，但亦不愿背道而驰。国家体制如何建立，应多实践与调查，反可分优劣，方有应国情之变化，绝非死搬硬套，非国家之福也。”
六月刊很有欺骗性，内容实质已经在讨论国家体制问题，但是打着的旗号，却是暂时放下国体争论，似乎有调和的意识在里面。已任政事堂参议、参政院代理秘书长的林长民写信来说，袁世凯大为赞赏。
六月刊第一版就达到了两万册，有近三分之一是周边几个县的青年学生买走。沿长江省会城市要走了半数，再就是天津北京日本美国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