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正是菏泽会盟之后他从别处调回泗上再学习的时候适讲的。
因为这涉及到整个天下在其余诸侯国墨者的活动的纲领。
就像是当初许多宣义部的人回到泗上，重新学习，以应对新时代的宣扬一样，这些秘密墨者在各国的活动也随着禽滑厘重病去世、适上位为巨子之后改变了纲领。
以往是“聚天下之材、引入泗上”，因为那时候能够识字的士人是天下革新的重要力量，泗上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
四年前适上位之后，泗上的教育体系、军事体系已经完善，每年都可以培养足够的人才，识字人口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极多。
真正有志于天下芬的士人基本都来了泗上，剩余的最多也就是一些感性的同情者：他们同情底层民众的困苦，但却对泗上的暴力手段有些不安和反对。
这样的人，当个朋友也就罢了，想要吸引他们真正按照泗上的手段利天下，太难。
况且本地的人才已经足够，最多也就是给天下别处的士人留下一条通道，实际上并不指望他们作为利天下的主力。
这从四年前泗上大会之后墨家的高层人员构成就能够看出来。
二十多年前商丘改组的时候，适这样的真正平民没有几个，墨翟之下，禽滑厘是和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齐名的人才；孟胜等人那是楚国封君亦师亦友的朋友；公造冶公造铸那也至少都是士人，而且祖上也算是铸客；屈将是楚国屈氏旁支；胡非子是田氏亲族……
四年前泗上的内部斗争，实际上是泗上本地人的斗争，是利天下派和泗上非攻立国派的斗争，只不过那时候适立足不稳，所以需要原本墨子收拢的天下之才的老人们的帮助。
等到坐稳之后，墨家的高层大半数之上都是本地人，而且当年投入巨大的教育体系终于到二十年后回报的时候，源源不断的识字人口使得墨家不再迫切地需要外部的士人。
大量的经过教育的平民阶层开始崛起，庶农工商出身的年轻墨者开始成为泗上的基干支柱力量，这时候对于外部各国士人的态度也就发生了转变。
五年前是……有利天下之心，就说服他们去往泗上，因为那时候缺干部。
现在则是……有同情心，就和他们交好，但是让他们留在本地，除非是那些掌握着历史、天文、数学等等知识的人才需要想办法弄到泗上。
五年前再往前，是泗上不强，则天下墨者不安，所以要先充实泗上的力量。
现在则是，泗上已经很强，需要的更多的有同情心的士人低阶贵族留在本地，做将来的带路党。
像是西门彘和甘德，就是这种政策改变前后的例子。
如果是现在，西门彘这样的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灌输一些利天下的大义，但却会让他们留在本地，而不是让他们前往泗上；甘德则属于是掌握着足够的天文学知识，所以可以不惜代价地将他送到泗上。
虽然纲领已经在四年前发生了改变，虽然大多数墨者都接受了重新学习，可是思维的转变有个过程。
许多人还处在之前那种“义在墨、曲在旧贵、天下士人同情以引士人入墨”的思维模式下并未转变过来。
这也就是之前有人说“其曲在我”为弊的缘由。
在商丘的秘密墨者的负责人四年前在泗上，听适讲过这些东西，他记得当时还用了杨朱之学和墨家摒弃前嫌的合作做了解释。
说是杨朱之学的问题，不在于不能够使得天下大利，而在于不能用于现在，想要成事太过漫长。
因为不取他人之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由、为我这些东西，发展到极致，是可以利天下的，而他们利天下的方式，就是城邑极度发展，有足够的“有自己的财产且不希望被别人侵犯”的人，自发举事，城邑暴动，整个天下如同夜晚星辰一样四处都有光芒，从而才能利天下。
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是自己得有。可现在来看，利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恰恰是一群没资格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
这就是墨家可以和杨朱摒弃前嫌，但却绝对不可能利用杨朱之学来利天下的缘故。
那些对于底层同情的士人，也是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敢去破坏整个天下，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火焰会烧到自己。
他们更多信奉的，是杨朱之学，为我、贵己、重生、节欲。
这样的人，有恻隐之心，但却难以成事，至少现在难以成事。
墨家的道义，对他们而言并不好，可是……都靠对手的衬托，两害相权取其轻，相较于君主和贵族，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
他们可以做朋友，但是改造他们的力气，不如从泗上自小培养一些底层出身的年轻人，性价比更高。
所以只要让他们做朋友就可以了，势弱的时候自然需要他们的同情，但强盛的时候，难不成他们觉得重分土地过于残酷而反对就要听他们的吗？
至于真正底层的民众……他们需要的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同情这种情愫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是一种奢侈。
说到同情，其曲在我还是其曲在贵族，总要有个主体，谁同情？
他们是民众，但又不是民众的全部。
谁支持、谁反对、谁同情、谁可以一起走、谁可以是同心同德的同志、谁是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要分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