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难。
可对于一个在墨家高层工作了十余年的人来说,这又是最基本的要求,若是连这个都难以做到,他的能力也不可能再众人之中得到信服和推选,早早就被挤了下去。
现在胡非子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邯郸墨者的过于激进。
激进的墨者认为,公子章这样的变革,到头来并没有达成墨家的大义,没有让万民制法以约束君主,也没有达成了权力归属于民众。
如今赵国公子之争,若以墨家的道义论,这就是狗咬狗,墨家应该坐而看戏,不能参与这场狗咬狗之争。
这个过于激进的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可能就会跨入另一个极端:我乃赵人,当为祖国而死战,这不是狗咬狗,而是一场保家卫国与争取国家荣耀的正义之战。
一旦解决不好,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反面,那么对于墨家“天下人的天下”的天下大同的想法是极为不利的。墨家一直严防的,就是出现赵族、楚族、魏族这样的情况,这一点在墨子在世的时候就很重视,入当年的爱邹人胜过爱越人、爱鲁人胜过爱邹人的观点,就受到了墨子的严厉批判。
墨家现在需要参与这场狗咬狗之争,需要在这张战争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以为将来,并且这场战争决定了墨家在泗上的扩张和整合。
尤其是在越国决定南迁、费国民众革命爆发的情况下,赵国的事处理不好,将会导致魏齐联军对泗上的干涉,这对于墨家填补越国南迁在淮北的权力真空、和将泗上现在诸国的非攻同盟整合为更加严密的盟国将是巨大的阻碍。
墨家一直在等,从墨子去世之后就一直在等天下局势发生变化,现在这种变化终于等到,那么就一定要把握好。
胡非子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也明白赵国这件事处理起来的困难,可当组织派他前往邯郸的那一刻,他已经无可选择,除了尽自己所能做好之外,别无他法。
能够选择他来邯郸,除了他的能力,也在于他能够理解墨家的道义,能够分清楚激进和投降之间的区别,换而言之,政治合格。
此时面对那名墨者的疑问,胡非子没有选择讲什么大道理,而是选择用此时诸子都喜欢的比喻做了回答。
他问道:“墨家之法,杀人者死,这是为什么呢?”
那墨者自然知道,便从人的生命权乃是天帝赋予的权力等缘故说起,最终靠的是理性推论出杀人者死最能够维护天下众人的生命之权。
胡非子笑道:“如此,譬若此时天下不能够做到杀人者死。那么,现在有个机会,让天下人知道,随意杀人是不好的行为,即便可能没有法律的制裁,但是轻易杀人就像是丢弃老迈的父母而不去养一样会受到指责,这样的机会,你会去做吗?”
那墨者点头道:“如果真的不能够做到杀人者死的律法实行,那么若是随意杀人被谴责,也是一种约束,这是要去做的,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胡非子道:“如此,那么和现在赵国的事有什么区别呢?”
“让民众制法约束君侯,这如同刚才说的杀人者死的律法制定。而现在,我要求赵侯明确地告诉民众,布告邯郸,说他要‘尚贤而任,不论血统亲疏,以选拔出来有才能的人成为官吏,使得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欲破井田、私授土地、使得人民有土地可以劳作、有食物可以果腹、有衣衫可以避寒’,并且将‘万民之利’作为君主的一项义务。这就像是刚才的故事中宣扬杀人不好一样。”
“若无法律的制裁,只是说杀人不好,未必就不杀人。可是,也总比宣扬杀人者好要进步,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做出了选择,那么在这件事为什么就不选择了呢?”
“如今天下,天命已死,何以为君?这是人们所不能解释的。”
“君主以为,君主就是君主,就该权力无限,这怎么能够行呢?”
“现在,赵侯在民众面前说,君主要做的,就是为民求利利于万民,即便他做不到,但是至少可以让这种‘义’成为天下的‘义’。”
“相对于那些认为君主就是君主的‘义’而言,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在不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这就像是两军交战,眼看要输,你是选择坐在那里等死?还是持剑继续向前,能前进几步就前进几步呢?”
“对民众而言,赵侯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民众都能得利。对天下而言,赵侯的这番言辞只要在邯郸的民众面前说出,那么这就成为了一种‘义’,一种‘德’,即便他不能做到,却也不敢有人说这是错的。”
“既然这样,我们又为什么不去做呢?”
那墨者闻言,终于点头,说道:“是这样的道理,我将贯彻始终。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再小的进步也是进步。”
胡非子笑道:“是的。错的不是想要一蹴而就之心,错的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就不去做。反过来也一样,当可以一蹴而就的时候,却还慢腾腾的积跬步而不疾跑,这也是错的。其中的界限,是难以掌握的,不可不察。”
这就像是之前适所说的,泗上的事,慢不得;天下的事,快不得。其中快慢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火候的掌握。
什么时候该全力疾跑,不去听什么缓慢变革之词;什么时候该徐徐图之,不要激进以至于冒险被围;这正是墨家君子与七悟害所要承担的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