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洪痛心疾首作证说：“苏维埃政府在没收教会财产的行动中，夺取的财产达到了天文数字，这些财产百倍于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然而。伏尔加河沿岸的居民却在沉重的灾难中相继死去。伏尔加河沿岸遭受旱灾的地区人口共有3200万，其中2000万人在忍饥挨饿。从教堂和修道院劫掠的珍宝被布尔什维克政府运往德国，据说是为了给灾民购买粮食。事实上。国内就有粮食，只不过也被运出国外卖了！赃款供布尔什维克高层挥霍！他们住着别墅，坐着轿车，却不顾人民的死活！”
国际检控方还指出。在布尔什维克的指使下。俄罗斯东正教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如此大规模可怕的亵渎上帝的行动：他们在修道院和教堂公然挖掘圣骨。
战犯布鲁耶维奇证实说，列宁曾要求将圣徒曝尸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交给他：“我亲自向列宁展示了图片，他深表满意。”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信徒感情这样粗暴凌辱，法庭上的数百旁听者和众多记者一片哗然。
国际检控方还指出布尔什维克判处并执行了多名神职人员的死刑。在数千无辜被杀者的名单中，纳杰日金神父、索科洛夫神父、捷烈金神父、季霍米罗夫神父、藻泽尔斯基神父的名字赫然在目。
大牧首吉洪在法庭上，陈述了自己遭受的讯问、威胁、施压。
目击者在法庭作证时，这样描述大牧首吉洪出狱时候的情形：“数千人挤满了监狱附近的广场。远处停着一辆马车。大批队肃反工作人员在从监狱到马车的路段组成了一道人墙。将人群分成两半。等了很长时间监狱门才打开，大牧首出来了。散乱的灰色长发。乱蓬蓬的胡须，干枯的脸颊，深陷的双眼，光身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光着脚。激动的人群不约而同俯身跪下。大牧首缓缓走向马车，双手为人群祝福，泪水从他倍受折磨的脸盘流下。这一刻如此震撼人心，以至连押解的布尔什维克也在这位受难者面前虔敬地低下了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查明，布尔什维克对神职人员迫害之残忍难以诉诸笔墨。他们被逮捕，遭受严刑拷打，被溺死、活埋、活活烧死、毒死，甚至被投入粪坑、锯成几段、钉上十字架、剥去手上和脚上内皮，共有8100名神职人员和修土被枪决。被捕、流放和枪决的人总计超过20000人。
最终，伍廷芳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发布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审判判决，布尔什维克的高层基本上被依法判处绞刑，其他战犯都被判处相应有期徒刑，送往西伯利亚。这份宣判达到两千多页，近百万字，光念完就花了三天。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估计是保守的，认定都是根据法庭认为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的。然而，仅仅从宣判的罪行，已经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是怎样地穷凶极恶、无法无天，以及俄国人民的命运是何等地黑暗悲惨！判决书上的这寥寥数语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布尔什维克的这些罪行被世界报纸和广播报道，像《纽约时报》等世界性的大报还出了专刊，连载数月转发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各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幡然醒悟，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幻想破灭了。伍廷芳的大名在欧美更加声名远扬，甚至达到了和李鸿章、宋骁飞齐名的地步。
当时欧洲和美国的民众大多是基督徒，对于布尔什维克亵渎宗教和迫害宗教人士的行为十分愤怒，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也相继出台了禁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国内传播的法律。加上欧美各国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比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芬兰、德国、波兰等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渐渐陷入了低潮。
但是在中国国内，因为中国大多数民众和知识分子不是基督徒，对布尔什维克对基督教徒和教会迫害很难感同身受，而且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穷人主义”还是抱有同情，他们因为思维能力有限，还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同世界”是乌托邦，搞不清楚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貌似通往天堂的道路，在现实中通往了地狱！于是，宋骁飞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的本质》来说明：“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人们的lún_lǐ道德被彻底颠覆，人性中的‘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把世界分为敌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内部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所以布尔什维克只能以契卡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组织的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镇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对组织的效忠便超越了一切，而真诚、相爱、善良、仁慈、家庭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