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在沙俄迅速崛起，原因在于它是具有活力的最后幻想。它的主要力量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他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基督教上帝的天堂的幻想是死后才能达到的，这种天堂幸福承诺显然不如现世的幸福天堂承诺更有吸引力。这是为什么地上的**天国忽然风靡沙俄的原因。当无神论采取极端宗教主义的形式似乎比有神论的宗教要科学，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和道路尽头的理想国仿佛就在领袖的带领下按科学必然规律指日可待。群体并不能区分可实现的现实目标和纯粹的幻想之间的差别。这使得善于掌握群体的独裁者可以把幻想的吸引力置于可实现的现实目标之上，或者干脆，把幻想等同于可实现的现实目标。
梁启超问：“如果承诺的幸福在某个阶段不能兑现怎么办？”
宋骁飞说：“这很简单。布尔什维克的办法是宣称因为人民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敌人；幸福目标的暂时偏离是因为有人背离了领袖的正确指引，因为一切使幸福目标偏离的错误绝对不会是领袖造成的，他作为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在总路线上是绝对不会出现错误的，社会很快转入对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的斗争，阶级斗争采取残酷清洗和群氓武斗的形式。人民崇拜一般都转化为对人民的恐怖主义--对人民中可能存在一些可怜的个人主义的人实行**消灭。对所谓人民敌人的**消灭被宣传机构宣传为领袖带领人民取得的重大胜利，死者的残肢断臂和成倍增加的火葬场的火苗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成果，这种革命成果的大跃进反过来更加剧了人民对领袖的崇拜，因为没有比个人生命遭受危机的人更愿意对领袖进行崇拜的了，既然崇拜领袖是使自己可能免于被划分到人民敌人阵营里的唯一方式。这就是契卡在沙俄大搞恐怖和沙俄最近在农村大搞阶级斗争的原因。”
独裁者的人民崇拜者表面看是从人民出发，但他正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和利他主义的宣扬力图使每个人的自我尊严和自我价值丧失，从而掏空了人民概念的内涵，使人民不再和具体的人发生关系。我们不否认在某些情境利他主义的必要性，比如救助落水儿童，但利他主义不能贯彻到普遍的生活中，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如果每个人都应该不把自我放到中心，不是为自己改善生存条件的衣食住行奔波、为自己恋爱、生儿育女，而是绝对地利他，那么，以多米诺骨牌推导，最终的他就没有对应者。而实际上，独裁者是以利他主义使那个最后的他指向自己，他当然不在乎物质利益，因为独裁者从来不会为财产操心，他操心的是绝对权力，让他的权杖有无上的权威是一切独裁者最关心的。因此，如果普遍的价值观造成人人认为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都不是最重要的，其结果就是独裁者以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名义把人作为工具，于是人群像木偶一样被独裁者操控起来十分容易。
徐世昌说：“沙俄最近的失败，是因为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信仰身败名裂。最伟大的民主，全部伟大性表现在它的独裁、恐怖、饥荒、集中营、清洗、仅此而已。战时**政策在和平时期再也无法推行，农民们普遍抗粮不交，粮食的征收不得不动用军队才能完成。农民与工人的罢工活动甚至矛头指向了苏维埃政权。发生在坦波夫的叛乱席卷了全国，甚至连革命的中坚分子喀琅施塔得水兵也打出了‘要苏维埃，不要共产的苏维埃’参与叛乱。”
宋骁飞说：“确实，布尔什维克把人类几千年的私有制已经被公有制取代，平等实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集体农庄和国营企业已经彻底改变了旧社会的剥削体制。但平等对自由的损害到了这样的程度--平等地贫困，平等地饥谨、平等地成为饿殍。其实法国大革命也是一样
一个社会有待于遵照纯粹理性的指导，从上到下翻新一遍，这必然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让欧洲在二十年里陷入深刻的动荡。群体的狂暴运动永远不会是建设性的，而只能是破坏性的，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社会革命所创造的怪胎：无限美好的理想国、无比优越的社会制度之类，它无疑还需要群体来破坏，不过群体经历此番对破坏主义遗产的破坏后逐渐脱离了乌合之众意义的群体，而逐渐分裂为理性自由主义的个体了。
梁启超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是信仰自由的，所以说所谓“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根本不存在。他是其敌对势力虚构出来的假象敌人。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是通过真正的福利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而官僚主义的是通过反福利制度加大贫富悬殊，比如市民比农民福利多，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比人民福利多。一个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