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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宣布永久取缔复民党后，国内一些激进的报纸鼓吹“二次武装暴动”，复民党控制的报纸借机污蔑宋骁飞是在破坏宪法中的结社自由，“政府杀人”，说宋骁飞是“民贼独夫”。有些受日本人资助的报纸还攻击宋骁飞的私生活，比如北京《中国报》头版的一篇文章，“我们希望具有一个崇高道德理念的总统，但宋骁飞总统的私人生活是国家道德的耻辱，他本人就是一个偏房之子，他有五位夫人，他并不觉得这一道德体系有什么不对。”
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当总统府秘书处副秘书长阮忠枢拿着一叠这样的报纸跟宋骁飞汇报时，宋骁飞一笑了之，道：“吃饭说话，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权力，那些读书人，吃饱了饭，闲着没事发发牢骚，不用太紧张。”
阮忠枢说，“要是单纯文人发发牢骚，我也就不来打扰总统了。这段日子，各地的报纸都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论，肆意诋諆总统和席氏家族的联姻是政商勾结，任命席家栋为财政副总长是收了席家的贿赂，说中国找泰西各国的借款大部分都落入了你私人的腰包，所我们的政府是万恶政府，。”
宋骁飞听了，问：“新闻不是要报道真相吗？”
阮忠枢道：“这些个书生，大都只有良心而已，哪有真相？现在全国的报纸一千多家，大都道听途说。捏造新闻，谣言满天飞，什么样吸引眼球，就怎么写。有很多报纸倡言无忌。淆惑观听，则是有意煽惑人心，妨害秩序，法律具在，断难宽容。”
宋骁飞听了阮忠枢的话，陷入了沉思。他也深知言论自由的好处，容蓉从泰西给他带回来的书里，就有“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这是英国政论家、文学家约翰.弥尔顿在1644年《论出版自由》中提出的。弥尔顿认为，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而非权力赐予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才能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是一种谬误”。
但宋骁飞也同时意识到，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民主也极有可能是脆弱的，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若不依法限制。发生在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发生在一个有三万万农民，大多数人还吃不饱饭的中国，实足扰乱大局。李鸿章的君主立宪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纵容了报纸的言论自由，结果很多人都误以为李鸿章要称帝，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稳定政治，发展经济。对于一个90的人口还是文盲的国家。民生显然要比民主更重要。现在1895年，接下来的二十年，对中国的复兴极其重要，如果失去了这宝贵的二十年发展经济的机会，等到日本强大了。到一战、二战，中国人民就会沦为亡国奴。
宋骁飞想起李鸿章临终前跟他说的那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于是决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后人会误解，吹毛求疵，宋骁飞还是决定先义无反顾地集权，发展经济！而且，在建国大业马上就要开始，新宪法的制定也在紧锣密鼓修订当中，北京是一国之首都，这时不能放任某些报纸胡说八道。于是，宋骁飞给阮忠枢签发了一道总统令，让他去找段祺瑞，让他出兵，凡是鼓吹“二次武装暴动”、“袒护逆党复民党”、“煽惑国民”的报纸，一律封杀报馆，停止出版，相关报纸的主编和记者，全部下放到各地农村，住牛棚，和贫困的农民一起劳动，体验生活，改造思想。
随后十天，阮忠枢和段祺瑞开始查封京城的报馆，因鼓吹“二次武装暴动”、“袒护逆党复民党”、“煽惑国民”而被封杀的报纸有四十余家，其中中央政府直接下令执行的有：北京的《日日新闻》、《民国报》、《民主报》、《亚东新闻》、《中央新闻》《正宗爱国报》、《京话报》、《华报》、《国报》、《超然报》，吉林的《新吉林报》，福建的《民报》、《群报》、《共和报》，上海的《飞艇报》、《中华民报》，被禁止在北京发行的有南京的《中华报》，浙江的《天钟报》，湖南的《女权报》，上海的《民立报》，被下放到各地农村，住牛棚，体验农民生活的记者编辑一千余人。这虽然对全国的一千多家报纸来说，只是少数，但杀鸡儆猴，顿时，全国的舆论收敛了很多。
那天，宋骁飞去西城太平畔的醇王府拜访段祺瑞，他想让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的职务，先去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醇王府的豪宅是宋骁飞送给段祺瑞的，他到北京之后，没有买过一处宅子，也没有买过一片地皮，一直和弟弟妹妹租房居住，家人比较多，宋骁飞便把这宅子送给他们一大家人居住。段祺瑞怕别人说闲话，三次推却不要，直到宋骁飞板下脸，道：“芝泉，你再客气，我可要翻脸了!” 段祺瑞一家人才住了进去。
这么多年，段祺瑞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一直坚持“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唯一的爱好就是下围棋，而且棋瘾很大，见宋骁飞来访，谈完正事，非要拉着他下一盘围棋：“大哥，我们好久都没有像以前那样在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