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元见别人不识货，而且那东西价格又低，还是真货，怎么可能不下手呢？
虽然铜墨盒这东西不算大众藏品，但对他而言，却也是非常不错的收藏。
更何况这可是王士禛的墨盒啊。
王士禛，为清代顺治十二年进士，从扬城推判起，累官至刑部尚书。
谅是王公这方刻铜墨盒久已无人理睬，不然是不会弄成如今这般模样的。
为一睹其本来面目，携其回家，旋即找来小刷，稀释些许“厕洁精”，刷洗过后又寻来极细纸沙擦拭，刻制精美而神韵古旧的铜墨盒一展真容。
原来墨盒为黄铜制作，圆形，直径达10.5厘米，右侧刻一丛天然笑竹，左侧刻“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茂之。
八月为尊甫熙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
壬午七月朔日济南王士禛”计44字行书，果然一手好字，清拔而绝少俗气。
衡阳书评家马宗霍著《霋岳楼笔谈》，说王士禛“行书奕奕有雅致，诗人之书也”，同宋荤所说“高秀似晋人”相比，尤为看重王士禛行书中的文气和诗味。
而清人王宏撰《砥斋题跋》，竟提到王士禛字刻勒上石最有神韵。
这便难怪，刻铜墨盒上的44字，字字俊逸而不少古雅之气，如同石刻，神采逼人。
无疑，铜墨盒是王士禛在常德为新结识的朋友之父祝寿的礼物;从书和画的构图布局上看，是特为刻铜墨盒设计的画稿。
而刻铜工艺似乎与晚清和民国期间铜墨盒的刻制工艺不同，艺人显然使用了一种粉状物，填充在刻痕之中，形成灰白色的与刻面齐平的线条，稀释的“厕洁精”洗去部分漆黑墨锈和污垢，刻痕之中的粉状物却几乎丝毫未去。
这种工艺在张天元所见到的数百刻铜墨盒为仅见。
盒底为紫铜镶接，墨锈斑斑，熟旧的氧化包浆层温润浑厚。
盒内残留有墨垢，坚固且泛蓝光。
这些都表明，这方刻铜墨盒的年岁，应当是与王士禛生活的年代同步的。
巧遇王士禛刻铜墨盒，是张天元收藏生涯中的一件幸事。
没想到今天，在这蛊真人租住的房子里，居然又见到了同样的东西。
而且做工之精妙，雕琢之精巧，一看便知道是宫廷之物。
虽然这铜墨盒只是普通古董，并非法器，但张天元却非常喜欢，将其收了起来。
随即，他又看向了第三样东西。
这第三样与其说是一样，倒不如说是一套。
他也跟铜墨盒一样，是文房之中的辅助用品，唤作笔搁。
作为文房用品之一的笔搁，是文人墨客书写作画时的必备之物，不仅形制繁多，而且材质甚广，特别是一些自然天成的笔搁，往往充满着大自然馈赠给文人的情趣。
笔搁，又称笔架，是继文房四宝后又一文房用品。
据记载，笔搁历史由来已久，不过，从宋代文人苏易简撰写的《文房四谱》，到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罗列的文房用品种类，笔搁始终没有名列其中。
但随着历史的演绎，历代文人墨客出于书写和作画的需求，这才出现了笔搁。
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一书中，收集了文房用具达45种之多，其中就有笔搁一词。
但当时文人墨客所使用的笔搁较为简单，远不及现代文人书斋所备笔搁那样精致和美观。
综观明代以来的笔搁制作史，几乎所有材质均可用来制作，如金银铜铁锡、竹木牙角石等。
其形状也丰富多彩，但多以山形笔搁为基本造型，或动物，或鱼类，或龙蛇。
而一些天然自成的石质山形笔搁，则多取自天然石料，或磬石，或太湖石，因此最受文人的青睐。
这不仅仅因为此种“山形笔搁“奇拙古朴，还因为它融入了大自然的某种天然元素，置于文房书斋，如同移景换位，给人一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感觉，颇符合文人墨客的雅趣。
此外，山形笔搁还具有民间传说中“镇宅(石)之宝”的吉祥含义。
可惜此类纯自然的“山形笔搁“极少。
高岭土(瓷土)制作的笔搁，在历代能工巧匠的手中，也能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用影青工艺制作的笔搁，用瓷雕工艺制作的仿石质笔搁等。
张天元曾见到一种瓷雕仿山形笔搁，外表呈灰白色，长度仅20厘米，在瓷工的精心雕琢下，犹如一件浑然天成、层峦叠嶂的群峰，峰与峰之间的沟壑自然逼真。
有趣的是，峰峦上竟有酷似天然形成的溶洞，布满了整件笔搁，既形似又神似，极为迎合文人墨客的雅趣。
而这蛊真人租住的房间里，就有三款不同材质的笔搁，每一件都是那么精妙绝伦。
第一件为青瓷瓷雕鱼形笔搁。
而鱼背上七座高低不等的“峰“(俗称“七指“笔搁)，其实是艺匠巧用鱼鳍所组成的，这充分显示了制作者极为巧妙的构图才能。
在民俗文化中，鱼暗喻“年年有余“、“年富有余“等吉祥语，因此将其置于文房书斋，正是文人墨客的情趣所在。
第二件为铜鎏金龙形笔搁。
该笔搁为明代遗存，虽有部分鎏金磨损，但器形完整，包浆厚润。
笔搁长21.5厘米，高11厘米，由两条幼龙和一老龙组成，中间的老龙显然是长者，须发飘逸，双眼正视前方，而两条幼龙均龙首向上，似在调皮地亲吻老龙的脸颊，而老龙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