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切祸根都埋于日本，索罗斯只不过是找准了亚洲混乱金融市场的死穴，在亚洲金融市场掀起了滔天的波澜！
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制造业供应链的扩展有时又被称为“飞雁模式”。日本正如领头雁，随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再之后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最后是中国大陆。只是这一系统的缺陷在于，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
日本泡沫经济之后，到如今其经济一直停滞不前。96年12月，股票市场跌至最低，为7607点。某些地方的土地和不动产价格下跌超过85。据估计，91年到96年间，日本损失财富达到1200万亿日元，接近日本1dp总量的2.7倍。日本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第一，尽管日元价值翻了一番，与美国间结构性经常项目顺差却没有消失，总体上每年平均仍有500亿美元。第二，在此期间几乎没有通货膨胀。
日本1991年后泡沫消失带来的通货紧缩，产生了三种根本性的政策反应。
第一，政府资金注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刺激经济。作为1d}成员国中财政体系最为健康的日本，由于减税和财政支出，每年存在着相当于gdp总量6-7的财政赤字，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二，日本同时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将利率从94年的0.5一直逐渐降至零，从而带来了套利外汇交易的黄金机会，外国投资者能够以零利率的成本借到日元，并投资于高回报的资产中。最初的套利外汇交易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与公司债券。由于亚洲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却有着较之更高的回报率，套利外汇交易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也越来越重要。
第三，因为日本想刺激其经济复苏，同时避免日元被过高估值，所以，泡沫经济后，大量推出日元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债券投资，包括以日元计的官方援助和贷款。正是日本银行贷款和大量日元外流，为东亚的经济泡沫与随后的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
95年，日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月17日的神户大地震；另一是3月20日到4月19日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在达到80∶1的峰值后开始贬值。日元贬值刺激了出口，导致日本经济在96年有了微小的复苏。同时，日本的银行开始利用日元走低的态势来回收其海外贷款。由于日本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复苏的情况，将增值税税率由3升至5，导致脆弱的经济再次陷入严重衰退。
至此，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及其脆弱的银行体系，在外国短期贷款推动下快速膨胀的亚洲经济及其产生资产价格的大量泡沫，全都为1997年7月亚洲金融大厦的骤然崩塌埋下了伏笔。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普遍存在两种批评意见，均聚焦于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四个发生危机的经济体。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在于受害者，在于其糟糕的风险管理和“裙带资本主义”。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源于银行恐慌。两者均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是聚焦于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就是专注于日本一国，很少有人将这两个经济图景放于一起研究。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国内外的投资者，包括日本的银行和各种对冲基金，利用外汇套利交易在东南亚国家大进大出,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从95年开始，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日本银行目标利率间的利差大约为5％，而当时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粗略估算有2600亿美元。这意味着，日元外汇套利交易的平均利差收益约为每年130亿美元。而此后三年间，日元相对美元贬值了近一半，这样2600亿美元的海外贷款的平均汇兑收益为1300亿美元。保守估计，日元套利交易的投资者获得了1690亿美元的巨额“馅饼”。
由于日元资本大量流入东南亚国家，新兴市场存在“双重错配”的致命隐患。其一是东南亚市场“短期借入，长期投资”错配，其二是“贷外汇{美元或者日元}，投资本国货币”的错配。也就是说，有一个坏的贷款人，也有一个坏的借款人，双边都有错。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没有好的国家风险管理，而日本的银行基于自身的原因，从这个地区撤贷导致东南亚地区大部分资本外流，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日本银行业由于国内巨额不良贷款碰到了大麻烦。问题在95年3月开始显现。当时，东京的两个信用合作社暴露了超过10亿美元的坏账，其中大部分是对房地产公司的贷款。而这些非常脆弱的地区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又通过“主银行制度”同大的“主银行”联系起来。小银行破产时，大银行也开始遭殃。日本经济和日元汇率从96年开始的下跌，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日本银行业50％的资本是二级资本，主要包括股票投资组合的未实现价值，因此他们要承受两种相反的压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