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马上拿起电话。拨通祁玉民和兰超华秘书的电话。
祁玉民的秘书有点兴致不高，能够给大领导做秘书的，绝对都是聪明人，他得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跟着陆政东，有没有更大的发展，是他们抉择的最重要考量。如果前途明朗。他们愿意做出短期的牺牲。像这一次，如果祁玉民当上了省长。那比当副书记的秘书，不知道风光多少倍。前途那是大大的有。两三年就上去了，最少是副厅级。
如果情况不太明朗，看不出是福还是祸。他们就宁愿选择按兵不动，坐以待变。
不一会儿，祁玉民就和兰超华一前一后，赶到了陆政东的办公室。
其实祁玉民刚才还在外面，在团省委视察工作。虽然省委常委还没有进行新的分工，但詹继东调走，这一摊的工作他得暂时兼着，接到陆政东要召见的电话，他连忙中断了视察。从团省委的办公地点赶了回来。
祁玉民肩宽背厚，头显得比一般人要大一些，一看就是一脸福相。
比起一般人。他也确实算是够幸运的，他出生的西南一个小县城里的干部家庭，父亲是军人出身，解放战争的时候，参加过大决战战役，当过副团长。全国解放的时候。他留在了地方上工作，解放后当了县委书记。他母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在县里，这是令人羡慕的干部家庭。
文革爆发之前，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了。文革中祁玉民的父亲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祁玉民中学毕业后，就到一个军垦农场，做了知青。那个农场的厂长和祁玉民的父亲是一个部队的战友。所以，祁玉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有贵人关照。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祁玉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直接分配进了国务院系统的一个部委工作，在部办公厅、人事司干了五六年，从一个小科员，提拔为了部机关的副处长。
那个时候，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某省的民政厅厅长了。敲他的一个老战友，也是早年从部队转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到了祁玉民那个部，当了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需要选一个秘书，于是就选了自己老战友的儿子，祁玉民于是当了副部长的秘书。此后在副部长的关照下，他一路升迁，做了处长，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财务司副司长，人事司司长，最后在四十四岁的时候，成了副部长，做了几年，又成了常务副部长。
常务副部长那是非常重要的岗位了，每年手中掌握的资金审批权，就有几十个亿。巴结他的地方领导，什么省长、副省长的，多得不得了。每天请他吃饭的人，都要排成了长队，不提前向他的秘书预约，根本轮不到。还有那些在京城里可以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们，也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他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认识的高级官员、大老板越来越多，为自己的升迁做了很好的铺垫。
他当年的领导，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人物，为祁玉民的提拔、重用，没少费心思。这一次，祁玉民被下派到贝湖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属于是重用。他这样的官员，一个最便捷的升迁路径就是，在中央部委机关混到副部级，然后下派到省里，历练一下，捞取些政治资本，积累一些地方上工作的经验，三五年之后，就升迁了。或者是回到北京，成为部长什么的；或者留在地方，就地升迁，当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就像陆政东一样。最差了，混到退休，还能解决个正识的级别，弄个省政协主席当当。
所以在体制内，有能力是一方面，最关键是要有运气遇到欣赏自己的伯乐，要不然按部就班，即使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你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个小人物，又没有大人物发现你，欣赏你，为你的发展铺路，你按照惯常的升迁路径，一辈子能混到司局级，已经是到顶了。许多运气差的，混到五十多岁。还是个处级干部。在京城的中*央国家机关，处级干部，就是大办事员一个。遍地都是，谁也不会待见你。
祁玉民虽然不像陆政东那样，有可以呼风唤雨的老前辈为自己说话，但是他很聪明，又会来事，也逐渐掌握了一部分的政治资源。中*央高层，也有人认识他。为他在关键的时候说句好话。要不然他也到不了贝湖省，担任省委副书记这样关键的位子。
但他自己却是吧事情搞砸了。在候补委员选举中名落孙山，领导这一次是响鼓用了重锤，今后要注意和陆政东搞好关系，陆政东上面有人。如果表现得好，是很快就会升迁的。说不定干个三五年，做出什么政绩来，就升迁了，做副总*理还谈不上，但升个国务*委员，到国*务院兼任一个部的部长，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陆政东升迁了，留下了位子。他就有机会了，当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有可能。而一旦和陆政东在今后的工作中没有处好关系，那就麻烦了。不仅升迁没有可能，甚至会把自己的前途完全葬送掉。陆政东到京城多汇报几次，就把你撵走了，还回京城，或者到别的省份，当个副书记什么的。他的政治前途那就完全就终结了。因为上面的领导就对你有了不好的印象。现在什么都没有印象重要，一旦领导认为你不可大用。你再做什么工作也没有用了，就等着回家抱孙子吧！
所以，听说陆政东找他有事情要谈，他连忙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