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学也清楚詹继东的苦衷，詹继东最近不但在中*央重要媒体发表文章，在省里的电视上也频频露面，而且还有一点变化也非常明显，詹继东无论走到哪里，都更喜欢人多前呼后拥，其实这是一种内心虚弱的表现。梁先学想了一下，詹继东怕孤独，身边没有一帮人围着，便以为被这个权力场抛弃了；
怕见民，当然不怕见官，见了匈，人家会讨好巴结你。可平民百姓就不一样了，只要他不违法，就拿他没辙，或者找上访告状，或者求解决问题，或者把地方官的劣迹露给你看。
不要以为地方官做表面功夫真能瞒得住领导，其实领导也是眼不见心不烦，下面官员的劣迹，也是上面官员的污点，通常领导自然不愿看到。
没有看到，终究有一天纸包不尊的时候，只是失察之责。看了却不过问，终有一天出现麻烦，那就是领导责任。
怕人言，所有官员都前呼后拥，你身边没有人，别人就说你身边没有群众，更甚至说你已经被官场边缘化。除此之外，詹继东更怕的是什么，梁先学自然清楚。
在梁先学看来一个官员，贪与不贪，并不在于他自身的行为，而在于上面是否要查他。上面不查，你再贪那也是不贪。现在流行无罪推定嘛，既然执法部门不判定你有罪，那你就是清白的。而问题的实质却是，多少人肯定经不起查，一查肯定出事。
为什么一查肯定出事原因很简单，若要办所有官员一个财产来历不明罪，那是肯定漏不掉一个的。官员吃的喝的都是国家的、别人送的，就算清廉。可过年过节，还会有红包购物卡，说要能把财产说得清道得明。那才是咄咄怪事。
詹继东没把什么传闻周书记要把他如何如何放在心上，他是怕这样闹得满城风雨。真把中纪委给招来了，那才是要命的……
詹继东惶惶不安，而陆政东正如梁先学所想的那样，目光确实没太多的放在詹继东身上，现在的詹继东已经难有翻身重新具备较强实力的机会，没有机会他就没有本钱和资格。
陆政东所想的是更高更远的事情，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虽然说他现在依然要立足于贝湖。要打好这个基础，但也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不管是在贝湖或者调到其他地方或者调到京城，他都要思考一些工作的方向，寻找一些突破口。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并不轻松，一些当初就棘手的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一直拖到现在，越积累越难解决。而且发展本身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是必然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讲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克难阶段。
从经济层面来讲，必须要进一步对政府削权，减少审批环节和事项，简政放权，把应该由市场去调节的交给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内依然是大政府小市场，政府管得太宽太细，实际上有时候是越庖代厨，不但效果不好。而且权力过于集中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最为突出的便是权力寻租导致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腐*败。
还有一点必须要改变干部的考核机制。现在的干部考核主要还是以gdp为主，绝大多数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八成精力用于招商引资快速提升gdp的活动。招商引资层层下任务。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腹地，不论经济实力强弱，也不论已有的外来投资多寡，在gdp和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压力下，不少地方政府对主导招商引资活动有增无减。
有的干部戏言，现在招商引资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的问题，而是‘快鱼吃慢鱼’，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以行政行为为主导，让利“过度”，在以发展为借口下频频撞击税收、土地等政策“红线”，依靠行政力量扩大投资规模，冲击市倡平，此种行为将严重削弱国家经济转型的努力。
政府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具有调动很多资源的权力。政府“越位”直接参与经济后，为了追求政绩和规模。容易破坏正常的市虫则，扭曲市场经济体制下应有的公平、公正、公开等基本原则，以及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具有的基本职能。
改变以往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更多地采用经济、法律等手段来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是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一个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面。
而在改革政府的审批权和干部考核机制中，其中的主体干部也不能不进行改革。
陆政东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
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解放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共和国的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
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
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者和执行者界定不清，很容易就混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共和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
这种行政分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