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杨浩的掺和，清廷变法的轨迹和速度会完全不同。从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到《明定国是》诏，中间足足三年时间里，守旧派和革新派都在扯皮，并在缓慢的探索推进。光是一个新军编练，就拖沓的让人绝望。
那之后光绪皇帝在康梁一帮愣头青的蛊惑下铤而走险，居然将支持变法的慈禧太后视作大敌，更硬生生的将守旧派势力一股脑的推到对立面上去，结果百日维新以六颗人头落地为结果，宣布其夭亡。后续的事业，反而是慈禧在两年后继续推动，然而为时已晚。
现在，历史有了完全不同的变化，日本被打败了，赔款的事情没有发生。国民虽然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紧迫感，但多数依旧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自我感觉良好之中。
朝廷上下，反而把杨浩当成最大的敌人，其危害性，甚至超过日本和列强。无他，谁让杨浩是个汉人，还摆明了不肯服从王化的。
于是乎种种外因的逼迫下，清廷内外的相互掣肘极大减少，哪怕光绪帝把李鸿章开革回家，慈禧太后也没有说什么---事实上，那老娘们也对李老头子的不作为深深的不满。杨浩的崛起，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李鸿章的纵容。
没了李鸿章和翁同龢的清廷，剩下的清流稳健派基本说不上话，原先的翁门六子以及新晋少壮派迅速占据上风。
而没了康有为的青年维新派，却依旧英才辈出，搞得风生水起。其中最出风头的人物，莫过于《国闻报》总编、社长严复。其才名被于天下，仅次于杨浩那个背后有一整个时代当枪手的冒牌货。
其次比较出挑的，有谭嗣同、梁启超、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以及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此外，还有老一辈的郑观应、王韬等人从上海遥相呼应，可谓一时熏熏，蔚为大观。
这些人并不是一条心，也不是另一时空所谓“戊戌六君子”为一伙人的说法。其实算起来，他们起码有七八伙儿人之多。
其中，谭嗣同是真心想要推翻满清的造反派；梁启超是继承康有为思想的保皇党；康广仁对其兄的言论作为很不以为然；杨锐、刘光第对康有为甚为厌恶；其余人也竭力撇清与康的关系。
而今，再加上一个强劲崛起的严复，更是独树一帜，将清廷变法的大戏渲染的热闹非凡。
内外交困之下，光绪帝大胆启用少壮派清流和维新派书生，把一个个刚刚才参加过科举中进士的青年火线提拔起来。甚至为了让他们有资格上朝面君奏事，不惜给他们加上四品顶戴的帽子。
这么干肯定让绝大多数辛苦熬半辈子才能上台的官员们非常不爽，朝野之间议论纷纷。光绪皇帝乾纲独断，以变法革新的名义，借改革政府机构的时机，对朝廷内外的官员来了一次华丽丽的大清洗！
三品以上的官员里，六部郎官开革一批，京城里占着茅坑没事可干白吃俸禄的官员，一刷子下去砍掉好几千！
短短数日间，光绪帝一口气发了一百多份“上谕”，按照之前杨浩从报纸上登载的，或者翻译出版的各种资料中扒出来的内容，大刀阔斧的自上而下发起改革动议。
这就好比是一个大企业中，董事长突然一天之内下了一百多个通知，要求大家限期学习并照着做事。最要命的是，这里面宣布的条条框框，都需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更会让原来的许多员工和管理层失业下岗！
可想而知这么搞下去唯一的结果就是，全部乱套！不但会引起下面人的强烈抵制，被逼急眼了的管理层甚至会放下仇怨联起手来，设法把董事长给搞下去！
光绪皇帝才二十三四岁，身边又没了翁同龢、李鸿章这种老成持重的大臣辅佐，剩下的人跟他一样急躁而缺乏实践经验，盲目的相信其自身皇权威仪，结果就这么制造出一场近似闹剧一般的变法“大跃-进”！
各省督抚都是毕生宦海沉浮的老狐狸，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毛病。但他们多数却并不直接拒绝合作，却都有条不紊的自行掌控进度，在本辖区内开工厂、搞学校、练新军。最关键的政体改革，却一点不动。
没有人是傻瓜，谁不知道这玩意是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形成的稳固统治架构，属于谁碰谁死的范畴。改革？没那么容易！
光绪帝却并没感觉到其中的危险，他陶醉于大权在手一呼百应的极度爽感之中，被慈禧太后压制那么多年，终于有朝一日可以像个皇帝一样的呼风唤雨。
在发布《上谕》之后这些日子里，他每天睡眠时间都很少，却一直精神抖擞，好似浑身有用不完的精力。
鲁南的民乱被控制在曹州一地，青州的伤兵请愿团也没有进一步激化的动作，连续多日大清国风平浪静海晏河清，让他和近臣们产生一种错觉---大概麻烦也就到如此程度了？
1895年8月21日，京津之间风云突变！以严复为首的一帮在野名流忽然公开宣布，要成立“民主社会党”，积极参与国家整体改革大业。在君主立宪之下，谋求夺取执政党的席位。
紧接着以谭嗣同为首的另一伙人，则宣布成立“共和党”，同样要求参与到变法革新之中，为彻底实现中国之变革强大而做出贡献。
两党各自在报纸上详尽阐述其纲领原则，积极谋求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进来，共同推进国家民主进程。
这一锤子砸出去，一石激起千层浪，登时把热火朝天的变法运